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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辑（第4页）

我含糊地说：“上边说的只是公事，参观游览权作私事对待。也要做的，只是先公后私，公私兼顾。”

这话对我自己更适用。中元幸广夫妻来到福冈，我必须挤出时间与其相会；我是福冈“亚细亚文化奖”的委员，既到福冈，总要到委员会打个招呼！

正思虑得头昏脑胀，突然有了个转机，原来陆琪先生在长崎也做过总领事，跟中元不仅认识，还对他有极好的评价。他多发一张请柬，我们聚会地点就定在总领事的宴会上了。

这20多个小时，我们像腿上安了加速器，动作比在国内快了数倍。结果该办的公事全办完了，逛街购物，夜市观光，河边散步。灯下饮茶，登上百米高的电视塔观看博多湾形势和福冈市全景，一样都没耽误！

四

中元太太坐6个小时火车赶到福冈，就为见我一面，把她给我家人织的毛线围脖交给我，打听一下我太太和小外孙女的近况。饭后一起到火车站，她就挥手告别，走向去长崎的站台了。我看她背着包孤零零的，过意不去，追上去问她：“要不你跟我们一块到德山走走？”她摇头说：“我没有参与你们当年的事情，不必去了。那些事听起来叫人很伤心的。”

我呆呆地站在那里看她走远。中元为扭转气氛转移我的注意力，开玩笑说：“你还是跟我太太去长崎吧，不要去德山了。但是，山崎在德山等着你呢！”

他没想到这句话我听着如炸雷！眼前熙熙攘攘的人群，顿时从我眼前耳边消失，回到50年前的一场噩梦中。

53年前在下关、门司之间一个孤立的小岛上，一群刚从装矿石的货船上赶出来的中国人，赤身裸体蹲在太阳底下，像牲口市上的牛马，无奈地听凭命运摆布。来自军用厂矿的日本人，俩人一组，一个手持木棍，一个拿纸执笔，在人堆中走来跳去。前边人把木棍捅到哪个华人的头上，后边的就把那人拉出来，问了名字编上号，赶到一边排队。最后所有的华人被分成几队，押上不同的小木船，分头飘往了不同去处。

我乘的船深夜来到一个工厂的小码头，上岸后被带队人领着离开海边穿过一个城镇，来到围着铁丝网、开着探照灯的华工营地前，带队人下令“原地停步”！已经一天一夜没吃没喝，饥饿劳累得快要晕倒，已到目的地，以为会有顿饭吃，人们长吁了口气，振作了一下精神。这时从楼里走出个上身赤膊、下身穿着马裤马靴的日本人，站住脚看了看我们这队人。话也没话，走到队前抡起拳头就打。从排头第一名打起，一连打了五六个人，才停下手退后一步，叫喊起来。他叫喊完，带队人翻译道：“这位是山崎教官，他说这是皇土奈鸡，不是支那，站要有站的样子坐要有坐的规矩！像你们这样耷拉歪斜地站着是不允许的……

山崎发声口令，扭头先走进去。带队人喊口令整顿队形，带我们走进楼门。从楼门防空用的水缸上，看到“松竹映画”几个字，才知道这是座废弃了的电影院。走近拆掉座椅空荡荡的观众大厅，只见沿墙跪着四五名衣衫褴褛、瘦骨嶙峋的中国同胞，每人手中举着一个板凳。正当我们进门时，有个人胳膊一软举着的凳子掉到了地上。山崎先发个命令叫我们原地立正，然后跑过去拉住那人的胳膊，大吼一声反身一背，把那人用力朝前一甩，凭空扔出去几尺远，摔到水泥地上……

山崎转过脸冲着我们说：“看见了吗？在奈鸡不守纪律就要受处罚，你们进去先别睡觉，先想想以后要怎么干活！”

这一切使我触目惊心，但没明白他说的“奈鸡”是个什么东西。直到过了数月，学会了些日语。才明白这是“内地”两字的日语发音。山崎认定中国是他们的殖民地，将扶桑三岛自称为“内地”。

中元拿山崎跟我开玩笑，无意中触到我的心病。不久前我才在日本报纸上看到一篇文章，说当年日本是为东亚人的“解放”而战，日本没有把中国、朝鲜当作殖民地的打算。这说明山崎并没有绝种！

中元看我发呆，拉着我的手问：“老弟，老弟，你怎么啦？我提起山崎叫你不高兴了？”

我说：“没有没有，不是不是，我只是累了点，不要担心！”

看看走上天桥的中元大嫂，看看中元和横川，心中安定了许多。过去50余个春夏秋冬，世界在变日本也在变，究竟中元幸广、白土吾夫、横川健这样的好人是日本人的多数，所以才有中日两国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的呼声，所以我才会怀着友好心愿重新登上扶桑三岛！

五

中元大嫂登车不久，我们也上了火车。

跟中元挨着坐下，他告诉我滨田找到了叫河谷安子的老太太，他问我对这人还有没有一点印象？

我说有印象。

半世纪前日本发动的那次侵略战争，在中国烧杀抢掠，罪恶滔天，给日本老百姓带来的也是一场灾难。青年男人被赶到前线卖命，老人妇女在后方饥寒交迫缺衣少食。街头标语写着：“一颗粮食等于一粒子弹！节省口粮，支援圣战！”料理粮食的伙房跟料理金钱的银行取得同等重要的地位。华工什么脏活累活都要干，唯独做饭做菜插不上手。山崎他们单招两个女工做炊事，一个就是河谷安子。

她是那种文化不高但很能干活的乡村女人，对中国人不太歧视，有时还透露一丝同情。

我们的劳动时间，平时是12小时工作制（加班就要连续24小时），日夜两班倒。打夜班的人白天睡觉，山崎越看越不自在，就把打扫卫生、收拾厕所、运粮运煤等活全交给打夜班的人干，包括中午给住医院的日本人送饭。

送饭这事不累，但很麻烦。警察局规定华工只准上下班时间在居留营地到工厂这条路上通过，这时间以外任何道路都禁止通行。奉命而行也要持有管理部门发的通行证，证上写明持证人姓名，走的路线和通过时间，发现有与证明不符处，格杀勿论！曾有位华工送饭路上到菜田里小解，被警察抓住以逃跑论处打得死去活来。厂方并不心疼中国人挨打，但打得不能干活对厂方就是损失。为此就要派老实点的人干送饭这件事。“勤劳部”是军方专管华工的部门，老实不老实他们有记录。

我刚13岁，挨了日本工头打，痛苦难忍又无人可说，便不经心地在一张破水泥袋上写了“忍耐”两字。不料叫“劳动部”的人发现了，来了一高一矮两个人，把我带到车间门外树底下进行审讯。高个儿板着脸问道：“你写忍耐两字是什么意思？对内地的生活不满意吗？”

我摇摇头说：“我写着玩的，没想过这两字的意思。”

“你最不能忍耐的是什么事？”

“饿。饿了浑身哆嗦。”

高个儿靠树抽起烟来，换了矮个儿笑眯眯地问道：“你说蒋介石跟汪精卫两个人谁好？”

要是现在我会说谁都不好，但那时不行，国共合作并肩抗战，蒋委员长还是中国政府的代表，而汪精卫已经在南京挂牌当汉奸了。可我知道一说蒋介石好汪精卫不好我就别想活了。说汪精卫好又对不起良心。想了半天，就装出苦相说：“我的事没学好，你的话我听不懂。”

矮个儿说：“听不懂？没关系厂捡起一根树枝来，在地上写上蒋介石、汪精卫两个名字。又笑眯眯地问道：“哪一个好？随便说，没关系。”

我冲着两个名字想了半天，抬头问道：“他俩是电影吗？演什么的？”

矮个儿站起身结结实实打了我个大嘴巴，道：“你跟我装傻？混蛋！”

我说：“我不是装傻，知道他们都是明星，可就想不起他们演过什么来了。”

“放屁！”

矮个儿火了，左右开弓打我的嘴巴，高个儿歪在树根上笑。他们知道我在装糊涂，我也知道他们不信我的话，反正我下定决心不再多说一个字了。结果就不了了之。他俩回去要向劳动部交代，有问题没查清得算失职。他们只好说我是个不懂事的小孩子，随手练习写字，并没有复杂的意思。

这样的小孩倒是适合给病号送饭，便把这件事交给了我。我就跟河谷有了接触。我到食堂领便当时，她总是笑脸相迎，当面点数。她不像教官教我们的那样数：“一奇，尼，桑，西……”也不是数：“喜豆子，复达子，米子，油子……”而是用农民的数法：“西、福、米、油……”我听着新鲜，就学着念，她见我在学，就叫我念给她听。念错了她为我纠正。等我念会，她看看窗外没有人，急忙捡起个饭团塞进我衣兜里，小声说：“快走，到路上没人处再拿出来吃！快走！”

新干线速度不低于飞机，山川城镇草木屋宇男人女人老者顽童倾斜着追逐着飞速从窗外划过，很像是人生缩影，来也匆匆去也匆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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