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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辑（第8页）

1949年冬天，我调往北京，我想和宗江的交往会从此中断，有点遗憾。

我到北京文联报到，副秘书长王松声叫我随一位年轻同志先去熟悉环境，安排住处。那位同志抢过我的背包说：“来，你就跟我住一间屋好了。咱们文联的团员也都编在一个小组，我是小组长，名叫黄真，原名黄宗淮。”我笑道：“黄宗淮！有意思，我有个同志叫黄宗江，一江一淮很像哥俩。”他说：“那是我大哥，宗英是我妹妹。”这一来我倒跟宗江的关系更近了点。他来看黄真也跟我亲切地聊一阵。过了两年他也调到北京来了，还新结了婚，娶的竟是我们文工团的元老，荣任前线话剧团副团长的阮若珊。由于历史原因，我对阮若珊和对茹志鹃一样，始终看成是自己的大姐，由此我和宗江的关系更近一步。当然我也有所失——我和宗江差着档次，以前在交往中我常拿在文工团的资历来壮胆，可在若珊面前我永远是新兵，甚至还是孩子，我想这回我算小到家了（不出所料，至今花甲已过，宗江还是叫我小邓。只在写文章时后边加个注：“叫友梅的那个小老头！”）。

他是在《海魂》写完后正式调到北京来的。《海魂》有一部分题材来自起义的“长治号”军舰。“长治号”起义到南京我是最先采访的人之一，电影剧本的几位作者我都熟悉，我就打听他们的创作情况，这才知道他碰上多么尴尬的事。《海魂》剧本写得好，拍得也好，是要载人电影史的名片。可《海魂》的创作过程却是另一出好难演的闹剧。宗江在里边扮演了个觉新式的人物，我又看到了他忠厚宽大，忍辱负重的一面。宗江是个人道主义者，是个君子，不掺假的好人。

宗江的朋友遍天下。不论什么行当，不管什么流派，不计年龄档次，他都交往。他有句名言，叫：“多山头即无山头。”这句话对我做人颇有影响，但要学到他那火候不易。他表面上超脱随和，内心是非清楚、爱憎分明，正义感和责任心极强，强得把功利二字甩得好远。本来他能写的题材极多，要洋的他是燕京的科班出身，西方各种流派的作品他早就有所了解，而且读的是原文不是译本；要土的他书香门第，博览群书，真要弄什么京音律韵，我这样的根本不是个儿，在他写了《海魂》、《柳堡的故事》等名作之后有位负责人跟他说：“你总这样跟工农兵不着边不行啊，得深入工农兵生活。”他就扔下自己熟悉的一套，毫不犹豫地深入工农兵去。下农村，进西藏，随后就写出了热闹一时的《江山多娇》、《县委书记》和一部名垂永久的《农奴》到此也算是功德圆满了，可他还要再接再厉，竟视死如归地去了美国正进行“地毯式轰炸”的越南前线，并且在弹片横飞中写下一部剧本。天可怜见这剧本还没发表就被伟大旗手看中，赫然列入了重大“毒草”的名单。等他从美国炸弹下返回北京，便带着一身罪名，发往大西北“充军”了。

就我所知，宗江在“*****”中的生命危险绝不比在越南小。可死里逃生后想干的第一件事还是写作。“*****”过后我俩头次见面他就谈他正在写和正要写的作品，不久就给我送来两个剧本，一本是写一个连队，另一本是写一位被“***”残酷迫害致死的烈士。他跟我说：“我知道这俩戏都不能拍，可我不写出来对不起死去的和活着的。我写出来了，哪怕只给朋友们看看我也算了结一番心愿。”我无法评判过去有些做法的得失，但宗江为人民，为事业的这种热诚勇敢劲头我是永远崇敬的。别看他喝了一肚子洋墨水，在十里洋场出过大风头，却绝不是文学、艺术前边加个“玩”字的公子哥儿。

宗江是个多栖、全才的艺术家。我弄不清他到底有多大本事，只看到凡是派给他的活他都干。50年代有一阵听说他在写越剧《春香传》，那剧彩排时我也看到他在台前台后忙活，可说明书里并没他的名字；又听说写了话剧，却又不见下文。有天我和画家彭彬在长安听侯宝林的相声。除去我二人，招待席的一排座位全空着，演出过一半，我觉得亮光一闪，有位穿蓝绸旗袍的小姐娉婷而至，紧挨我坐了下来。那时穿旗袍的人已经不多，何况小姐眼光在我脸上扫了一下，我便扭过头放肆地看了一眼，不看则已，一看招来几句好话。

“对不起，打扰您了，耽误您听段子了。”

“嗨，我当是谁呢，言小姐！”

“冲您点了半天头您理都没理，原来您还认识我呀。”

那一阵言慧珠正跟我熟悉的一位管事人闹气儿，不是一般的气，是气得要自杀。我既和她那位对手一个衙门里办公，挨几句抢白也算活该，我就连忙道歉。我看她精神焕发，不像要自杀的样儿，搭讪说：“您最近在忙什么？”她说：“排《春香传》哪，是宗江给帮的忙，作家里还是有人够交情的。”

我才知道宗江在帮她排《春香传》。

果然，《春香传》演出时门口牌子上写着“艺术指导黄宗江、郑律成”。

戏不错，得了奖，言慧珠是我最佩服的三位女演员之一。论功底，论扮相，论嗓子，论梅派戏的地道味，没几个人能赶上她。在这点上宗江和我有同感，不过他还是看到言小姐更多长处。他说《春香传》连编剧带导演其实都是慧珠自己干的，他只帮了点忙，慧珠却坚持要把他的名字写出来。这和他在另一出戏里的遭遇相比。就看出了慧珠的人品。不过宗江刚看到门外牌子时还有点不安。他说：“怎能把我的名字放在郑律成前边呢。人家是《延安颂》的作者呀。”后来又看到说明书，他心里才踏实。说明书上印的是“郑律成黄宗江”。由此宗江得出个结论：“言慧珠才女也！”

可叹才女命运多舛，不久后自杀一次，幸好被抢救过来，但到“*****”时终于还是拂袖而去了。

后来我还看过她一些戏，但最深的印象仍是抗美援朝时演的《凤还巢》和与宗江合作的《春香传》此外还有出《百花赠剑》，我觉得谁也没她演得好。

最先鼓励我写电影的是黄宗江，虽然我至今也没写成一个电影剧本，但这份关心我不能忘。

1956年我的《在悬崖上》发表后，接到在电影学院要毕业还没毕业的董克娜的电话，约我去谈谈。意思是要我把它改为电影剧本，他们作为毕业论文来拍片，后来桑夫同志又来约，说北影会拍得更好。但我对电影把握不大，兴致不高，就找宗江商量。他那时结婚不久，住在西单大院胡同。我去时他正享受天伦之乐，就背着小女儿，拉着大女儿跟我谈话。听说丹娣如今也做了妈妈了。我不知二小姐长大后的性格如何，小时给我的印象是十分可爱却颇欠文静。在她爹背上、脖子上不断地笑和叫，有时还加上跳！我们整个在她震耳的欢笑声中费劲地谈了一晚上。宗江听她的叫声像听交响乐，精神更能集中，思维更加敏捷，听完我诉说后极力鼓励我写，还在二小姐的伴奏下为我出点子，指出小说中哪些细节阅读起来虽有趣味，但无法用视觉艺术表现，并教给我如何改成可视形象。就这样我也还下不了决心，过了好久都没动手。

1957年4月30日这天大清早，接到黄宗江一通急电：“喂，小邓，你上我这来一趟好吗？”

“什么事？”

“来了再说。”

“多咱去？”

“吃了点心就来，越早越好。”

我当时正长期地无条件地全身心地在第四建筑公司深入生活，连住也住在南礼士路的公司里。这时，宗江住在双栅栏。骑车到了西单，看看时间尚早，我先去同春园吃早点，然后又故意在报摊上磨蹭了一会才去双栅栏的黄公馆，我进屋时他正坐在床边发愣，不光还没洗脸，连袜子也还没穿。我说：“看样你才起来，那刚才的电话是……”他说是早上想起这事给我打了电话，打完电话他又回来躺下了。

他一边忙活一边神聊，话却不谈到正题上：“赵青从舞蹈学校毕业了，想替她找个师傅学点传统舞蹈，你说找谁好？”我说：“当然是韩世昌。你看看他的《学舌》《闹学》《游园》，那身段，那台步，那……”他说：“我们也想到他了，可《满城争说十五贯》之后，昆曲的行情见长，韩先生正筹建北方昆曲剧院，怕是没工夫教徒弟。我们想找小翠花，你以为如何？”我说：“那也好，《红梅阁》的魂步是一绝呀。于先生最近倒是总闲着。”他说：“对，赵丹正在北京，今天他们就决定这件事。”我问：“可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呢？”他喝了口牛奶说：“没关系，找你来有另外一件事，祖光今晚请客。”

祖光我倒是认识，他常骑着英国飞利浦上端木蕻良老大哥这儿来聊天，我跟端木住斜对门，总碰见祖光上厕所，他总不会为这个请我吃饭。

我就问：“祖光请谁？”

他说：“请赵丹他们。”

我说：“那我去干什么？”

他说：“赵丹想拍你的‘悬崖’，要跟你谈谈。他明天就回上海，没工夫单独约你了，咱就凑一块去谈，他们谈赵青拜师的事，咱们谈剧本的事，各行其是，两不耽误。”

“人家不是要吃饭吗？”

“咱跟着吃呗，反正祖光花钱。”

“晚上吃饭现在就去？”

等他漱口，净面，剃须，热奶，沏茶，着装，登履，升冠……这套忙完，就将近中午，天安门前已经人山人海。我俩在人堆中钻空子前进，走到新华门对面就再也走不动。只见画家彭彬挤在人群中翘首相望，眼睛盯着天安门方向。我们就凑过去闲聊。过了半个多小时，从那边传来欢呼声，又过15分钟，近处人头开始转动，前边的人往后退，后边的人往前涌，随后就看到毛**跟伏罗希洛夫两位站在一辆敞篷车上缓缓而来，车经过处就有人鼓掌，也有人高呼“毛**万岁！”“欢迎……”但并不整齐——那时距“*****”还有好些年，还没定出欢呼致敬的仪式和规格。多的是发自内心的真情，少了些膜拜作场的形式。我也喊了“毛**万岁！”还把脚踮得更高些瞻仰领袖的风采。谁知离我们还有数丈远时两位却坐了下来，车子也加快速度，拐弯进了新华门。尽管两位都是巨人，坐下后人们也还是看不清楚。我跳起来看了一眼二位领导的后背，就退到后边去休息。人散开后我们继续前进，走到王府井南口已是下午三四点钟，宗江说：“中午咱们省了一顿，这晚饭还不知什么时候吃上，咱先吃点什么垫补垫补吧。”就到东单三条口，吃了顿奶油炸糕，到帅府园吴府时离吃晚饭时间不远了。

祖光家里好热闹，一进门就听见满是上海闲话，吴侬软语。黄宗英、上官云珠、赵丹……足有七八个人，挤满了东厢房一屋子。还有几位生脸：一个漂亮小伙，说是赵青的全权代表，赵青有事不能来，他替她来谈拜师事宜。另一位文雅中年人名叫岑参，刚从香港回到内地。正准备拍一部戏曲片。当时我还没经过当右派的磨炼，面皮尚薄，在多位名家面前有点自惭形秽。这些人中我最熟的是凤霞和王雁。王雁大概是拜师的联络人，正和赵丹、宗英、赵青的代表商量有关细节；凤霞是女主人，要忙着招待，我就退到屋角去抽烟。宗江大概看出我的拘谨寂寞，就拉过上官说：“小邓有点认生，你来照顾他。”我和上官在上海只有一面之交，并不熟悉。她却认真地照顾起我来，拿过一盘凤霞母亲做的炒红果说：“他们讲话咱们就吃，谈谈你最近又在写什么。”随后又把香港演员送她的一把尼龙伞打开给我看——那时我们市面上还没有尼龙制品。她想叫我看个新鲜，我从这里却是看到了上官的善良和忠厚。

拜师事务谈完后王雁和赵青的代表就告辞而去了，祖光就领着大家步行上新开路康乐饭馆。我跟赵丹在路上就进行谈判。讲好3个月之后交稿，在这期间我要请创作假，创作假期间我是不领工资的，赵丹答应签订合同后就先预支一笔稿费给我做生活费，走到康乐时我们已达成协议了。

那时的康乐还是家庭饭馆，住房改的营业厅只能摆下一张圆桌。白天卖散座，晚上才有包桌，每晚只做两桌，所以要提前订座。我们来时前边那一桌还没吃完，掌柜的说：“多包涵您哪，屋里没地方，先在这门道里站会吧您哪。”这几位大明星、名导演就都站在那儿杂堆咽唾沫。正等得不耐烦，不知外边走路的哪个人认出了赵丹，就伸过头来看。北京人有从善如流的好习惯，只要有一个人伸头看一会后边就站上一帮。还有人自来熟，凑过来问：“早来了？开会了是吧？”大家就提议进里边站着，宁可叫里边人讨厌也别惹外边入围观。祖光带头进了屋，一进去就响起一片寒暄声。原来梅兰芳先生在请客，萧长华、姜妙香都在座，请的是老明星徐来夫妇。大家既都认识，梅先生就放下筷子起身打招呼，别的几位也举着筷子让座，乱了一阵他们匆匆吃完把桌子让给我们。

祖光要了不少菜，最出色的是“樱桃肉”和“桃花泛”。上官忠于职守，吃饭时仍拉我坐她身边，见我爱吃什么总是为我多布些。结果我吃得最实惠。

几杯酒下肚，谈话海阔天空起来，有两个话题我最感兴趣，一是宗江谈起《柳堡的故事》，有意请凤霞演女主角；一是风霞讲起评剧演员王度芳一件往事。旧中国时王度芳在台上唱戏，一抬脚把靴子甩了出去，靴子飞到台下正砸在一个特务的头上，那特务跑到后台抓住王度芳“叭叭”就打了他一顿嘴巴。王度芳有气没地方出，当晚就请自己吃了一顿红烧肉。上官建议我把这个细节写进将来的小说里。因为她问近来在写什么时，我说想要写一个反映戏曲艺人生活的小说。

我想大家看到这儿准烦了，吃顿饭用得着这么哕嗦吗？别急，你往下看，下边还有文章。

过后不久赵丹寄来300元预支稿费，我请创作假回到北京文联写剧本，剧本没写完我就成了右派。欠下上影300元使我心中不安。接受劳动改造后，有天放假，溜到西单剧场去听昆曲，意外地碰到了宗江。我觉得没处躲没处藏，宗江却依然如故，亲切地问我身体如何工作怎样，既不提我当右派的事也不问我剧本的下文。我本想表示那笔账一定要还，可眼泪直转怎么也说不出口，这股欠债难还的愧疚一直拖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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