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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辑（第7页）

有《受戒》这件趣闻提醒，朋友们认为他既然以写小说为主，就不必再占剧团的编制，建议把他调到文联当专业作家。领导也表示同意了。没想到他却拒绝。他说跟京剧院有感情。力所能及还愿为京剧服务。这样直到去世，他再也没离开京剧团。

曾祺对剧团有感情，剧团对他也够意思，对他十分照顾。写什么，到哪儿去，从不干涉，能帮忙的还一定帮忙。不过有些事剧团想帮却力不从心。比如住房比较拥挤，剧团就难以解决。曾祺住房本来是太太单位新华社分的。当年孩子小，两室加半间也够住了。多少年过来，不光儿子女儿大了，还有了孙子外孙。老头只能连写带睡都挤在那半间里。好在作协领导和中宣部都很关心此事，新华社也给与支持，经过研究新华社慷慨地答应在八角村新盖的楼里再分一套大房子给他，面积几乎比原房大了近一倍。这消息传来，作家心中都感到很温暖。

不过直到去世，曾祺也执意不肯搬进那新居。王朗不忍看老爹老妈再挤，把自己分的房子让给了他们，儿子儿媳仍守在拥挤的旧居里。去年春节我陪翟泰丰等领导给曾祺拜年，就去的王朗献出来的这个虎坊桥新家。比原来宽敞多了，但仍然摆设得很乱。给他们放下了年礼，说完拜年话，告别时我悄悄问他：“老翟多次奔走，好容易给你弄来一套房子，你怎么不去住？要占王朗的房子？孩子们不容易呀！”

他小声跟我说：“那地离八宝山太近，一看见那边的大烟囱，我就心里格恙……”

我理解他的情绪。我们都老了！

漫说林斤澜

《随笔》发表评论汪曾祺、林斤澜二位作品的文章，很有收获。作者凸凹先生如此有见地，令人赞佩。

谈这二位的作品，已有不少文章。对其为人，还没有太多人来写。如果汪先生会唱歌，在歌坛上有文坛上这般地位；或是林先生长得像国共两党中任何一方的领袖，成了演艺界大腕，只怕副刊、小报上早填满介绍其生平琐事、个人隐私的特写、探秘之类的文章了。那样我或许也借机发点小财。因为我认识这二位都快半个世纪了。

两位中我先认识的谁，有点马虎了，可能是林先生。

如今林先生已经是头发斑白，背部微驼，还少了颗门牙，一派老作家形象了。我们相识时，他可是风度翩翩，胖而不肥，两眼有神，面色红润，发黑齿白。有一年北京市举行戏曲汇演，我和林先生同时拿到戏票，我临时有事看不成，把票送给了文学研究所一位女同学肖慎。肖慎回来我问她戏怎么样。她说戏倒不错，可是身边挨着个唱小生的，油头粉面，引得许多女士都看他，使她坐在一边很不自在，弄得连戏也没看好。我极力为林辩白，说他是作家不是演员，天生长得漂亮，绝没有诚心修饰。肖慎说：“作家长得这么漂亮，大概有少不了的浪漫新闻。”

这可是天大的误会。我向上帝起誓，林先生是我见过爱情最忠贞，婚姻最美满的男人。他在台湾闹革命，被国民党抓去坐牢，九死一生，太太天天到监狱送饭，立下“情愿共死”大志。林先生意外地逃出虎口，两人结伴躲进货船煤舱，返回大陆，这才实现了“相爱同生”的愿望。举案齐眉。从没发生过口角。林先生处理家庭关系有一套学问。举例来说，我相信广告，看到“新产品”就买，买了新鲜玩艺又爱做宣传。最忠实的听众就是林太太。于是，我买一件她就跟着买一件，我上当她也就跟着上当。林先生心中不快，只是冲着我发火，从不向太太表示不满。对我发火不生效，就派小姐来进行说服：“邓叔叔，求你了，别再上我们家宣传你买的新产品，我家的废物已经没地方放了……”我改正了错误，林先生不记旧恶，再去他家，他仍以酒相待。

不过我家人又埋怨，是他培养了我喝酒的坏习惯。

50年代初，我们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创作组工作，我才刚满20岁，不会喝酒，他已经深解其中味了。大家都很穷。谁拿到点稿费，或是开春后卖掉了冬装，总要打一次共产主义牙祭。每逢这时他就提出买酒，酒买来他喝得最多。林先生虽爱喝酒，但很少喝醉，真喝醉了也不承认。有次在他姐姐家喝完酒，剩下不少菜，姐姐给他打包带回宿舍。他一走出王府井南口就撞到了一棵树上。菜也洒了，裤子也脏了。回来后见他如此狼狈，我问他是不是喝多了。他摇头说：“没有的事，我早看见那棵树了，我判断照直走会撞上，就为了试试我判断的是否正确，才直冲它走去的，结果证明我判断的完全正确，非常清醒。”

他刚进剧院时的任务是替老舍先生采访写作素材。老舍先生要写个一家之内出了几名人民代表的故事。采访对象有好几家。有一家好像就是女明星向梅和舞蹈家武季梅的家庭，不过采访的是她们的父母。数年后我有幸到这个家庭去时，向梅小姐也还在上中学。而季梅小姐只扯着别人的衣襟，连喊带叫地瞎捣乱，还没显出舞蹈天才。林的工作很得到老舍赞许，作为奖励，常常在他汇报完一段材料后慈祥地说：“这段材料不错，留着你自己写吧……”

林没写过这些素材。但老舍先生的影响和采访中得到的体会，都对他以后写北京味小说起了启蒙作用。他刚从江苏调到北京时，说的还是尖团不分的官话，后来他在小说中出色地写出了北京人的风貌，而且是用地道的北京话。他是下功夫磨炼过的。

说到磨炼，得感谢他带领我走进读书之路。他有学问，但从不以此自居。我是从他言谈中，从他对作品作家评判中感知到他有学问的。我印象中他花时间最多的是读书。在一起工作时我见他读了许多剧本，也读了许多小说。不过他读书不肯跟着潮流走。那时正时兴读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经典著作。他却偷着在屋里读沈从文、周作人的作品。我从小失学，没正规读过书。看到他读这些书才引起我读这些书的愿望。他对这些书的评论，对我起了导读的作用。我甚至怀疑我有些错误观点是不是也受他的影响。不过我坚信，如果我在写作上有点什么长进，这位朋友对我就是起了引导作用的人之一。

从他早年的作品中，是能觉察到他读书所受的影响的。翻开《台湾姑娘》看看，您不感到有屠格涅夫的影子吗？

除了读书，林先生年轻时感兴趣的就是看戏看电影，他把这也当作学习。他很少有娱乐活动。他不打扑克（会打桥牌，技术不怎样），不跳交际舞（他是会跳舞的。在大后方时他还跟着戴爱莲先生正经学过舞），也不下象棋。有时下下围棋。下围棋耍赖。我跟他下围棋，他贏了就叫我数子儿。他输了就抢着自己数，在数时做手脚，把我的活子当死子给我拿掉。

1951年冬天，我和林同时参加了中央土改团。我到安徽，他到湖南。这期间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进行改组，创作组被取消了。我早回来一个月，被调到北京文联工作。一个月后，早晨我上街去吃早点，忽看见林先生潇洒地顺王府井大街走来。我问他何时回京的，要去哪里。他说刚回来不久，剧院要他自己联系工作单位。他去电报局给延边的一个朋友打电报，打算去延边工作。我想延边是朝鲜族自治区，对他这南方人来说未必合适。就说：“你等等再发电报，我跟文联领导商量一下，如能到北京文联，何必要去延边？”他表示无可无不可，对是否留在北京并没太大热情，但也不反对。我就去跟文联秘书长、诗人王亚平谈了一下。王亚平马上说：“这个青年可用。来吧。”就把他调到北京市文联，在研究部工作。研究部主任是评书艺人（现在时兴叫表演艺术家）连阔如，副主任是位老报人，一位研究员是相声艺员孙玉奎。林到来不久，领导号召文艺工作者下厂下乡深入工农生活。连先生和孙玉奎有演出任务，老报人年纪过大不适应艰苦生活，林先生就做了深人生活的代表，一头钻进北京西郊的八角村，成了编外村民。我曾随他到八角村去住过几天，正碰上刚从上海戏剧学院毕业分配到北京的两位青年来这里锻炼。村干部忙于春耕，叫林先生照顾这两位青年，向他俩介绍村中的情况，领着他们参加劳动。前两年，北京电视台播出名震一时的电视剧《红楼梦》，我越看大导演王扶林的名字越觉得熟悉，后来想起，就是那两位学生中的一位。

林斤澜深人生活的踏实劲，在别的青年作家身上少见。除去开会，过年过节，他极少回城。过年过节回来，是因为太太谷叶女士在天津的中央音乐学院上学，只在放假时才能来京。林平时节俭，但太太来时则保证她过两天轻松而富裕的生活。他那时对写小说没有兴趣，醉心于戏剧创作。戏剧中只限于话剧，话剧里又单写喜剧。所以，写的剧本没有地方发表，更别提排演。太太上学，他拿不到稿费，按说应常处在“经济危机”中。可他竟能打点得满舒服，还不用借债。其秘密除去平时节省外（其节省方法包括自己喝酒只喝二锅头，若我请客就指名要西凤），还从不进百货公司。买什么都上旧货摊或寄卖店。他的鞋是在旧货摊上买的，小工艺品是在旧货摊买的，惟一的书橱也是旧货摊买的。给太太置办贵重的貂皮大衣，花了人民币40元，也是花在寄卖行里。太太来京，他就能用小电炉做点吃的表爱心，每逢这时，不管请不请我，我都赶去吃。不过他造厨的手艺有限，根本不能跟汪曾祺相提并论。他看家菜谱是煮红枣加花生米，雪里红烧黄花鱼，外加一盘猪头肉。

林先生在八角到底呆了多久，我记不清。他下乡后好久我才进文学研究所进修（后改为文学讲习所，丁玲同志创办并任所长），我毕业了他还没回来。他去时是个不为人所知的小干部。等我毕业，他已发表了《新生》、《春雷》等红极一时的小说。老舍先生看了《新生》打心眼里高兴，马上就写了篇评介给以赞扬。这好像是老舍先生50年代写的第一篇为青年作者叫好的文章。我从文学研究所毕业后，响应“到生活第一线，到工农兵群众中去”的号召，转到建筑工地上做基层工作去了。那里也是林斤澜辅导的单位。林常来工地上和业余作者们见面，替他们看稿，提意见，开座谈会，并把改好的稿子推荐给《北京文艺）等刊物。像《台湾姑娘》这些名篇都是他在忙于辅导之余，挤休息时间写的。

1955年，我发表了《在悬崖上》，他很为我高兴。但指出我在文字上很不讲究的毛病。后来我写作注意在文字上严格要求自己，这跟他的提醒分不开。

1954年召开第一届全国青年作者会议，我俩一起参会。但不是正式代表，只是北京团的列席代表。有些文章在提到那次会时，把我俩也列入代表之中，这是误会。

1957年那场风暴，林斤澜逃脱了。我认为这要归功于他的女儿。坦白地说，当时某位有权势者想把他打成右派的热情很高，大概在预备打成右派名单中我是排在他后边的。他侥幸逃过此难，得感谢他的女儿和医院。正是召开“鸣放大会”那天他女儿出生了。过了几天开第二次会。医院偏巧又给小孩开错了药，差点造成事故。而参加这两次会的人，大部分被打成了右派，其“反动言论”，都是这两次会上的发言。

我定成右派，他的压力极大。有人是叫他用揭发、批判我来表明他的立场的。他什么都没讲。而在此后20年间，不管我是在北京劳动改造，还是“发配”东北时，他都是我最亲近的朋友。我忙不过来，他替我送妹妹上学；我不在北京，逢年过节他到家去看望我的母亲；有些我想不到的家务事，他想到都提醒我。1979年，我“提前退休”后回到北京。他被分配到一个电影院当勤杂工，但因病没有上班，没事在家中练习写篆字（曾给我写过一封完全是篆字的信，一看那字就是从康熙字典抄来的），我三天两头到他家聚会。有一天我在公园打拳，忽听到广播中报告重要新闻时，没提伟大的旗手和张春桥、王洪文的名字。此事不能跟别人讨论。我就忙去他家，故意卖关子说：“有件重大新闻，你知道了没有？”他问：“什么新闻？”我说：“今天的广播你听没听？”他说：“听了没发现什么。”我就说了我的发现。他也觉得不一般。我俩猜了一阵猜不出原因，我就回家了。第二天我又到他家去。这回轮到他卖关子了。他说：“你听到什么消息没有？”我说我不知道什么。他端着架子说：“我这才是重要新闻，可不能随便就告诉你。你得付点代价。”我听了就再三追问。并答应如果消息真有价值，我请他喝酒。他才告诉我说，昨天我走后他就去了杨沫那里。从杨沫处知道了打倒“***”的消息。听了又惊又喜，又怕是误传。经过分析，两人都认为这样的谣言是没人敢造的。兴奋得想欢呼，但又还不敢声张。他不坚持要我请客，自己找出瓶酒来我俩举杯庆祝。几年来我们没少在一块喝酒，但从没像这天喝得那么痛快、高兴。

形势发展飞快，我俩又有权拿起笔写作了。北京出版社要出北京作家个人选集，林斤澜说：“出北京作家的选集，不能少了汪曾祺的一本。”但汪自己对此却不热心。他对编辑说自己建国后写的小说不多，字数不够，不出也罢。林知道后马上去找汪曾祺，激动地说：“你的小说有自己的风格。为什么不出呢？字不够赶写几篇就成了嘛。你积极点好不好！”汪很感动，赶紧又写了几篇。这一写不仅把这本书的字数凑齐了，而且从此又燃起了写小说的热情，掀起汪曾祺小说写作第二次高潮，新时期文学史因此多了极为光彩的一页。

1984年我奉命到中国作协工作。在北京文联的同行给我送行的会上，斤澜坦率地说：“友梅去当书记，对他个人还是对工作，都未见得是好事。是得还是失很难说，恐怕还是失多得少。因为他的性格就是个作家，并不适合担任行政工作。”

我到中国作协后，工作有了成绩，他表示赞许。有失误他更毫不保留地当面指责，却从不怒形于色。我们相识数十年，他对任何人都没有怒形于色过。他会气得发抖而不会气得发火。最恼火时也只是摇摇头结结巴巴地说：“你瞧，你瞧，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我呆的地方是个是非焦点，我工作上、做人上确有缺点，但人们对我也常有不少误解。我极想离开这个岗位，但出于从小养成的组织观念，不得到批准，我做不出拂袖而去的事。这在特殊时期就引起非议。斤澜听到过非议，并且同意人们的看法。但他不在私下议论，也不因此而疏远我，而是当面对我说：“你把身外之物看得太重了吧！适可而止吧。”我很为他的诚恳和友情而感动。林斤澜是个好人，是个好作家。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我为有这样的朋友感到幸福和安慰。

好您哪，宗江大哥

写这篇东西我没跟宗江商量，商量了也白搭，他既不能阻止我写，也不能叫我按照他的意思写，大主意还得我自己拿。

世界不大，40年来闪展腾挪，东遛西窜，无意中竟跟黄氏五杰中的四位建交，就跟黄宗洛没有接触，可还是先后同事——50年代我在北京人艺搭过班。

1949年渡江不久，我团来了个新战士黄宗江。听说是红极一时的明星，周游世界的水手，《卖艺人家》的作者，《大团圆》的编剧。他怎么来当起小兵拉子呢？听到过传说，说法有几种，我也没考证哪一说最可靠。一说是于伶先生建议他参军的，一说是沈西蒙主动求贤的，最有趣而又最不可靠的一说是白文把他转让来的——白文当时正任特纵的文工团长，到上海招新兵，黄宗江到他那儿报名，白文觉得自己庙小，供不下这个大菩萨，就把他推荐到了军区文工团。

所以有此一说，因为这二位是老朋友。

白文是我敬重的老师和上级，我在他手下当过差，他是戏剧股长，我是他股里的小兵。他到解放区前是上海“苦干剧团”人台柱，《视察专员》演县长，《秋海棠》演副官，《大马戏团》里演慕容老头，红遍了大江南北。宗江比白文出道更早，锋头也更健，人们把他和石挥并列，连白文都承认演技上颇受宗江启发。上海人把石挥捧为“话剧皇帝”，在评议中认为惟一有资格与他较量的就是黄宗江。可宗江声明不参与竞选。既如此，只要宗江按部就班地演下去，“话剧丞相”的乌纱非他莫属，白文也少不了弄个“尚书”之类头衔。不料这两颗光芒四射的明星竟先后失踪了。这事在上海成了特大新闻，人们做过各种猜测，可谁也没猜准。因为连他们俩对自己的“下一步”都没猜准。原来白文本是中共地下党员，以演员身份作掩护进行抗日活动。正在一顺百顺之际，有人把个什么名单弄丢了，情况紧急，后果难料，组织上命令名单上的人立即转移，他就连夜带着老娘去了解放区，到解放区后就分到文工团当了我的顶头上司；宗江是报国心切，不肯在日寇占领下的上海受辱，投奔大后方去了，到了那继续演戏（这倒是他自己计划好的），可演着演着从舞台上一跳，跳到军舰上当水兵去了。

我听冯二哥（亦代）说过这件事。他说当年在重庆，有一天他上剧场后台聊天，看见位潇洒小生坐在化妆台上看书。看的竟是他散失掉的一本藏书，卞之琳的大著，不禁引起他的注意。这里的爱国剧人他熟识，这位却从没见过。听说上海来了个黄宗江，他估计八成就是他，便客气地问道：“您大概就是黄先生吧？”小生起立行礼，操一口京片子说：“不才是我，敢问您的台甫？”亦代指指书上原有的签名说：“在下就是冯亦代，请多指教。”两人脸对脸看了一会，都大笑了起来，马上就成了朋友。从此后宗江常到亦代寓所聊天，有一次聊晚了亦代安排他和一位亲戚同屋休息，那亲戚正准备投考海军，和宗江也一见如故，关上门他俩又接着聊。聊些什么不知道，总之天亮后再见宗江，他就宣布“投戏从戎”，说完跟那亲戚一块去报名去了，随后就换上了海魂衫跑到西洋受训，在英美扮演了个风流水手的形象。

白文和宗江分头奔向两个方向，谁也没想到何时再见面，等白文穿着军装带着手枪回到上海时，宗江又重登上剧坛了。海军训练一完日本就宣布投降，宗江乘着军舰在大西洋太平洋足转一阵后，一回到上海就又来个“投戎从戏”。白文替特纵文工团招收新人，宗江去看他时确也说过：“我要报名参军。”于是，以讹传讹，就说成宗江参军是由白文去引荐；其实宗江是有更大的来头的。

宗江穿上二尺半，很引起我们小字辈震动，像他这样的名家，在解放初期大团结的气氛下，到哪儿也少不了他一个位置、一份尊重，要参军也会得到照顾。身边例子很多，有位并不出色的什么家，一进门就享受团级待遇，也还过不惯，呆不住，干了几天又走掉。可黄宗江却坚持要从小兵当起，不要任何优待。我估计很少人知道黄宗江离休时的军阶硬是按照班排连营团师的台阶一级不拉爬上来的。他头一炮就来个锤震四平山！

当年像我这样行伍出身的文艺兵，本事不大可挺能挑眼，对新兵看不惯的时候多。新出校门的学生文化水平比我们高，可在艺术上不如我们有经验；名家艺术成就比我们高，按革命资历又没我资格老。对谁我也敢说三道四，惟独对宗江却只有服气。人家放着现成的统战对象、明星班头不当，自愿从最低级的文艺兵干起，没点真格的行吗？这就叫革命性、事业心，不服你来呀！

他对名利既然不屑一顾，也就不故作深沉状，对上级、下属、同伴都一视同仁。随随便便，坦率真诚，连对我这年龄、成就上根本不是一个档次的小老弟，他也毫不轻视。见面小邓长小邓短总要扯几句。我刚学写作跟他打听点学问，有问必答，既不摆架子也不讲客套，平等中透着亲切，指导时不失尊重。那时刚进城，生活还相当艰苦，纪律约束也严，可他咬着牙适应，决不含糊。他的自律和谦虚把大家征服了，热诚和恳切被大家接受了，成了我们中间能互相交心的一员。其实他总还有点知识分子的生活痕迹，在别人身上就会受到挑剔，对他却没人计较。比如：军装穿在他身上总比我们的板正干净，他自己买的皮鞋也比我们发的光亮俏皮，早上喝粥他还自己带点肉松之类小菜来，我们不光不说他特殊化，还凑上去夹一筷子。（注：对这点他坚决予以否认，说我诬陷他。我在此郑重把他的抗议注上，也同时补充一个细节：我还记得吃肉松的地点，是南京国民党最高法院二层楼的阳台。）

宗江参军后头一个任务是筹备开国大庆的演出。他和当时在南京的老艺术家戴涯、路翎等现编了一个戏，叫《国民党一团糟》。1949年10月1日毛**在天安门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他们就开始在玄武湖公园义务演出。这是出闹剧，写解放大军渡江后国民党一批要人的狼狈情景，剧中妙语惊人，洋相百出，逗得观众前仰后合。宗江演一位穿长袍的国民党元老，至今我还记得他神经质地高喊：“报告大家个好消息，第三次世界大战开始了！”据白文说他那“声音化装”的本事就是从宗江这里学来的。这次是我亲耳听到他的“化装声”，觉得他挺有本事。但这次演出给人主要的印象还是那股欢乐和团结的气氛。宗江回忆这件事时也说：“要是后来我们始终保持那样的大团结该有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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