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魍魉世界（第4页）

这是好消息呢？还是坏消息呢？说是好消息，是我可以见到久别的母亲，我可以从母亲那里知道一点外界朋友的情况，我还可以借助母亲，设法同外边的朋友、同志联系，把我的真实情况透露出去。但也可能这是坏消息，就是国民党把我母亲也抓来南京陪我坐牢，至少是想把我母亲当成人质。我一个人如果要跑离南京是比较容易的，但我怎么能背负着老母亲一同逃跑呢？何况还有四岁的麟儿。麟儿生下来两个多月爸爸便被国民党逮捕，不满一百天，爸爸便被惨杀。我忍痛把他送回湖南，交给我母亲抚养。现在我母亲如果只身来南京看我，那麟儿将寄养在哪里？我们在家乡，早已没有一个亲人了。母亲如果把麟儿也带来身边，我怎能忍心把也频的亲骨肉留在屠杀也频的国民党刽子手们的魔掌里！母亲无论怎样是不能来的！他们可以饿死在湖南，流落在湖南。只要他们不死，或者会有那么一天，我的同志们会有人去帮助他们、救济他们。我辗转反侧，坐立不安。最后，我认为我母亲不是一个普通的母亲，不是一个平凡的女性，她既有能耐来，就一定也有能耐离开。她在家乡多少能了解外边的一些情形，我相信她能够理智地权衡得失、利弊。我为什么不相信她呢？她是经受过大灾大难的，她受过生活的严峻考验，她是坚韧不拔的。我应该相信她，我应该以有这样患难中可以依赖的母亲而自豪。我应该相信她。

过了几天曹先生又来打问我的意见了。他像很有把握地、轻松地说道：“你们有很久很久没有见面了吧。老太太总会十分思念你的。她会很希望来南京看看你，要有你的一封信就更好了。”我又开始了各种揣测。到底要不要母亲来一趟呢？若说国民党想就此把我母亲拘留起来，那是没有丝毫理由的。但是，母亲真若来了，国民党是要把她作为“人质”的。我同意让母亲来作为我取得某种自由的“人质”，那未免太自私、太残酷了。何况国民党至今没有肯定地说放我，完全恢复我的自由，只含混地说是可以自由居住，仍只限定在南京。我何时才能达到“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的完全自由的境地呢？母亲啊！你在苦难中的女儿是多么想念你呵！我到底应该何所适从呢？

过了两天，在极度矛盾中，我写了一封短信，给我的母亲。信中大约是这样说：“我失去自由已一年，你一定很想念我。现在有一个机会，你如能来南京一趟，我们或可相见。但这里能否适应，请你仔细定夺。”命运究竟如何，小船将怎样航行，将遇到什么风浪，我一点把握都没有。我只是轻率地把选择留给我母亲。但我实在无从考虑，这有多大风险，这群魔鬼到底又在打什么算盘。但我抱着一个坚定的信念：“只要我不死，我一定得争取自由，争取脱离南京。时间可能会长一点，路途也会迂回曲折，但我的决心决不改变，我的愿望一定要实现。”

十四母亲呵，我感谢你

四月上旬的一天下午，曹先生家忽然热闹起来了。他家门口停了两部马车，进来了两个人，说是来接我们的，曹先生也陪着。等我上了马车，曹先生才神秘而且有趣地轻轻告诉我：“现在我们去轮船码头，令堂老太太乘坐的轮船快到了。”

我真没有想到她来得这样快，虽然我曾经写过一纸短简，但事情的确来得太快，我思想上还没有一点准备。母亲真的来了，我将对她说些什么呢？她总该有点精神准备吧，她将对我说些什么呢？我真有点昏头昏脑，我坐在马车里胡思乱想，又像什么都没想。我什么时候到的码头，我怎样走上了一只拥挤的船，我几乎是毫无知觉的。终于我被引进一间船舱，我看见了一个老妇人，一个十分苍老憔悴的老妇人。呵！这就是我的母亲，这是我母亲吗？

老妇人一下扑在我怀里，两手紧紧把我抱着，眼泪像泉水，像瀑布似的挂满一脸。但我怎么也感觉不到这便是我那慈祥、严肃、可亲的母亲。但这绝对不是旁人。细看她的容貌，不管怎样苍老也还是她。而且倚在她身旁的男孩，不管怎么长大了些，有了很大的变化，我一眼还认得出那就是麟儿，是我的儿子。他依旧带着那么一副总是用一对小眼睛审慎地看着周围一切的神情。这不是他们，还能是谁呢？我迷茫地痴痴地跟着曹先生，跟在一群陌生人的后边，在人流中涌着，挤出了码头，挤进了马车。马蹄声得得，微风吹着车轮辗过后扬起的尘土。我失神地盯着坐在我对面的那个老妇人和那个小男孩，另外还有一个陪着我母亲来的中年妇女。我没有流泪，没有悲伤，我也没有欢喜。我不知该怎么说，说些什么。我应该安慰他们，可是我能用什么来慰藉他们？我遍身都是伤痕，我心头积满着愤怒，我能让孱弱的老母和孤儿来分担我如此深重的愁苦吗？

这一夜，我们一家挤在曹先生的那间倒厅的侧屋里，母亲拉着我的手，我怀里拥着我的儿子。我听老人家述说这一路来的情景。原来半个月前就有人冒称是我的朋友去看过她。她一看见信。认出是我的笔迹，就毫不犹豫地决定走，不管是天涯海角，要跟着接她的人一道走，而且带着麟儿，还设法带了一个老用人。为了要见惟一的女儿一面，她准备承担一切风险。她反复申说，要把孩子交给我，因为她已经到了风烛残年，加上战争风云，乡下也不太平。她过去能勉强抚养我，现在她再也无力抚养这个十分可爱的伶仃孤儿了！

我心里透明了，也凉透了。母亲的确已经衰老了。我不应该再加重她的负担，现在她只得依靠惟一的我了，这是我没有想到的。现在我应该怎么办呢？我该怎么处理目前的这一切呢？

关于我自己这些年的遭遇，我决定什么也不告诉她。也频惨死的恶讯，过去我瞒着她，一直没有对她讲。现在我也不清楚她到底知道些什么，或者不知道什么，只得仍然瞒着她。我不让她知道我的处境、我的艰难、我的思想、我的打算、我的预谋。就让她暂时把曹先生当成我的好朋友，把冯达当成我的好丈夫吧，让她以为我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一切传说谣言都过去了，一切艰难危险也过去了。我实在不忍心再让她担惊受怕，至少是在现在这样的时候。我抚摸着她枯干的手，冷静地说：“先住下来，等以后慢慢再说。你为我和也频把麟儿带得这么大，你在困难中替我尽了当母亲的责任，我不知道如何感谢你才好。曹先生说已经给我们收拾了几间屋子，明天我们就搬过去。我们先暂时住几天，其余的事以后再说吧。”

第二天，曹先生亲自把我们送到新居，他的太太，他的母亲送我到大门边。那个平日不爱说活的娘姨远远站在堂屋里望着。我们就这样离开了曹公馆，离开了这个家。曹家的房子坐落在南京城的什么地方，他们一家是干什么的，我至今也弄不清楚。

十五与姚蓬子为邻

离开了曹家，我们先后住在明瓦廊与螺丝转弯。这两个住处，每个地方住了多久，我的印象是模糊的。好像是先到明瓦廊，后来才搬到螺丝转弯，在这两处一共住了四个多月。这两处房子都比较大，是老式的印子屋。一进前院或侧面院子都住有同我们不相干、实在又大有关系的一些不认识的人。不言而喻，我们还是陷在国民党调查科为我们布设的罗网里。我在这里，表面上可以说是独立居家，自己料理生活。但实际是明松暗紧，仅仅是换了另一个方式的继续监视而已。在这里先后发生了一些我意想不到的事情。凭我的回忆，我把它们记在这里。

回想还是在一九二八年，天气还冷的时候，沈从文和我一同从上海去松江，参加施蛰存先生的结婚典礼。他是我在上海大学的同学。在施先生那里，我们认识了姚蓬子。回上海后，姚就常来我家作客。他那时住在法国租界马浪路，我们住在萨坡赛路，相距很近，又都是爱好文学的青年，所以很容易就混熟了。一九三〇年春，上海筹备成立左联，蓬子常常把左联的消息带来；他自己是否参加了筹备工作我不清楚。他常常谈鲁迅、讲左联的一些筹备人，冯乃超啰，冯雪峰啰，柔石啰等等，他们似乎很接近。这些消息很能安慰我那时独居上海的寂寞心情。后来我去了济南，不久又和胡也频从济南回到上海。我们决定参加左联，便是潘汉年。和他一起来我们家里和我们谈话的。一九三一年夏天，我接受组织委托，主编左联机关刊物《北斗》，姚蓬子和沈起予被分配协助我，姚蓬子分工排版面、跑出版所，负责印刷及校对。因此他和我就经常有联系。一九三二年夏季，他主编《文学月报》。只两期，便被文委负责人冯雪峰把他免职，他就离开左联，到潘汉年同志负责的互济会做地下工作去了。从此，我许久都未再见他的面。

我一搬进明瓦廊，忽然看见他和他的妻子、儿子已经先住在这里了，我不免大吃一惊，脑子里都来不及转一下，就觉得欣喜非常。这是在上海认识的老熟人，是朋友，是同志呵！我一下跑到他们面前，大声叫唤，我有许多话要对他们讲，有许多事要告诉他们。他们是我最亲的人，是我梦寐以求的人。可是他们，却显得十分冷淡。姚蓬子低头走进里屋，他的妻子敷衍着我。我一点不理解，我想问他们，我有一连串的事要问他们。他们是什么时候搬到这里来的？他们怎么落到这般田地？他们有什么打算？他们好像很沉闷，看样子，他们不会告诉我什么。我只好颓丧地回到我自己的那间房子里。

第二天，冯达拿来一张当天的报纸，我一翻，一条触目的启事赫然射入眼帘：《姚蓬子脱离共产党宣言》。我赶忙读下去，当时引起我的愤怒、惊异、慨叹和鄙视，真难以形容。开始，我几乎不相信这是他写的。后来我不得不相信这是他写的。这一纸宣言引起我联想到他过去的许多言论和表现。那宣言中的文字完全符合他一贯的思想感情。现在想来，说实在的，他从来不是一个共产党员。他在党内呆的时间不短（他什么时候入党的，是在参加左联之前还是在左联成立以后，我说不清楚了），我以为他不过跑进共产党来混了一阵，就像他兴致高时去跑一次赌场那样混过一段时间而已。他平日是一个懒散的人，常常感到空虚。有时高兴，他哇啦哇啦发一通议论，再呢，就是沉默不语。现在看到他的启事，我很为他难受。如果你对共产党失望了，真的失望了，你对自己的共产主义信仰发生动摇了，也千不该万不该，不该趁这个时候向人民发“宣言”。何况在“宣言”中说了明显的谎话，说什么把希望放在国民党、放在三民主义上面。我根本不相信他对国民党、对他们的假三民主义会有什么好感。他无非是怕死，怕坐牢，乞求国民党网开一面，饶他一命而已。蓬子！我们过去虽然曾是朋友，一同战斗过，但现在，我们是分道扬镳各走各的路了。

大约有一个月之久，我们虽然住在一幢堂屋里，我们的房门对着房门，但我几乎没有见到过他。清晨，不知他什么时候起床，起床后就出门去了。夜晚总在我睡后很久才回来。他妻子也不知道他究竟到什么地方混日子去了，她对他只是完全顺从，是一件附属品。

大约在一个月之后，姚蓬子才逐渐留在家里，而且找我说话了。他对我诉说，他的确是对共产党灰心了。他告诉我他是在天津被国民党逮捕的。他把写有接头地点的纸条吃下肚了，没有供出一个同志。还说过去他很早就同潘汉年（潘汉年领导他的工作）约好，万一他被捕，他就假自首。他一直是这样准备着的。后来，解到南京监狱，他看见有一些比他老的共产党的领导人，都先后自首；特别是他看到李竹声，中央迁往江西苏区后，那个留守上海在临时中央主持善后工作的人，在被捕后，竟能把几十万元党的经费交给国民党自首，为自己留下一条活命，他就产生一种思想，如果需要牺牲，首先应该是李竹声。这些人都贪生怕死，那他为什么要死呢？……他还说了一些其他人的情形。他给我说这些的时候，我的感情已逐渐平复，不管他话中有多少真真假假，我全不相信，我根本听不进去，我看透了他，我们是两路人，我同他不再是朋友，更不是同志、战友，是陌生人，我感到他是一个无可救药的人。尽管我不免为此难过，但我却已把对他的同情、怜惜，一个同志的热情，一点不剩地全收回了。我冷静地思考，现在国民党安排他和我们住在一起，一定是别有用心的，是有所图谋的。国民党当然企图利用他来软化我，对我劝降，至少可以监视我，把我的言行，一举一动都告诉国民党。国民党以为他仍会是我的好朋友，认为他对此刻的我将产生很大影响。在这种影响下，希望我逐渐可以发生变化，变得与姚蓬子一样投靠他们，变为安分守己、老老实实、驯驯服服地在南京生活下去。但是我也萌生一种想法，既然他已经不是我的战友，他是在为敌人做事，我为什么不可以利用他，借助他来欺骗国民党呢？这种想法和做法，我当时并不是一下懂得的，多少也受了冯达的一点影响。我十分痛苦，但却逐渐习惯有这样的看法、想法，并逐渐尝试着以此来对待姚蓬子。我本来是一个涉世不深，不太懂人情世故的简单的人，但现在处在如此艰难复杂的社会里，为了应付环境，要斗争生存，要战胜敌人，迫使我不得不也变得复杂起来，变得稍稍聪明一点。对姚蓬子是这样，对原是我的丈夫的冯达，何尝不也是这样呢。

自然，我一直没有因为我，而要蓬子或冯达再干什么对党和革命有损的坏事。直到一九三六年我秘密离开南京时，我仍然希望他们不要被国民党牵着鼻子走得太远，我希望他们珍视自己的余生，努力争取将来能有回头是岸，立功赎罪的机会与可能。

十六冯达的打算

冯达同我的一次谈话，我永远记得。这大概是在我一生中最痛苦的良心上的斗争。在搬到明瓦廊新居后的几天，一个晚上，他很慎重地对我说：“丁玲！我不应该瞒你，我一定要告诉你，离开曹家的那天晚上，我到他屋里去了一趟，他谈到了我们搬家的事。他说以后每月给一百元生活费，让我们独立住家；但这不是说你完全自由了。你既然不自由，你就无法自己谋生，他们应该给你生活费，这我不能拒绝。不然，你在南京城里，怎样生活？没有犯人坐牢还得自付饭费的。至于我，情况同你不一样。我已经走错了一步，什么话我也不想说了，说了也无用。总之，现在我是一个没有前途的人。你想回去，而且可以回去，但是我却回不去了。我回去的路没有了，没有任何希望了，这只怪我自己。我曾是一个普通共产党员，没有什么社会地位，在国民党眼中，我不值钱，他们瞧不起我！有我无我对他们无足轻重。我现在又有病，按一般情况，如果我能找到一个铺保，或者我老家来人，具个结，我是可以被释回家的。这也有先例。不过现在国民党不会这样做，这是因为有你，他们不能放你；他们也不能像对你那样对待我。那晚，那个姓曹的说，要我到一个翻译机关去翻译一点资料，算是为我安插工作，安排生活。这不是一个了不起的差使，也不会有什么秘密，月薪是六十元。他还说这个机关人员不多，大都是一些懂外文的共产党员（自然是自首过的）；我不得不答应了。丁玲！我希望你懂得我，我也是为了我，我没有办法可以保护你，但我总想帮助你一点什么。你是要回去的，我就帮助你实现这个惟一的愿望吧。我在他们面前表示迁就，他们就会容易相信，以为我还可以牵制你。你就应该利用这样的条件。他们把蓬子弄来同我们住在一块，我看也有这个意思。他们以为过去你同姚蓬子是好朋友，据说你被绑架后，社会一度传说你已死难，蓬子写过纪念你的文章，很可能夸大了同你的友情，谬称知己，不管别人怎么说，都是死无对证。现在，你也要利用这层关系，你平常为人太单纯，太直率。但最近我不得不想，我们的处境，你的愿望，都应该仔细考虑。”我一时被他的这些话吓住了，冯达竟要去国民党一个机关做什么翻译，这怎么可以呢？他这不是越陷越深吗？如果他去国民党机关上工支薪，我一定得同他分开。过去一同监禁，我曾几次要求分开过。他分辩得那样诚恳，又说忏悔，又说帮助，我还有些相信，或者说是半信半疑。但他现在居然说要去做事，那不是也成了国民党御用的走狗么！我怎么还能同他关在一起？但现在我再提出分开，国民党仍是不会理睬的。因此，我生他的气，我骂他，但都没有用。过去，他也许是受了骗，上了当，以为可以混过去，所以讲出了我们家的地址，还可以说是一时的错误，酿成了大罪。但这次他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而且事后才对我说，可见他主意已经下定了。他总叹说他是没有希望再回去的，我以为这有一部分也是受了国民党特务的欺骗宣传，他总以为党绝对不会饶恕他了，而且一定会采取非常手段来制裁他。但这又从哪里说起呢？我只说道：“我不同意你去。你既然知道你第一步错了，就不能再错。是一个人嘛，不能做好事，也不要做坏事，你的前途，只有不去那里当什么翻译。你如果真回去的话，我以为不会像你想的那么恐怖可怕。万一老家不收你，你倒霉了，也比在国民党这里好。你怎么不做更长远的考虑呢？而且，你去那里当翻译，不管你翻译什么，不管你做的多少，你总是进了人家的门，为人家做事，你不只绝了自己回去的路，而且叫我怎么做人？”

冯达听了，也很沉重，他说：“与你无关。这是我自己决定的。我想了很久，内心很痛苦，但我认为：我不忍拖你下去，也不能总像现在这样跟着你，我跟着你只能拖累你。有什么法子呢？我自然希望国民党对你的监视能够逐渐放松，然后你就可以找机会跳出去，脱离这个苦海。我说过，你什么时候离开南京，你走后，我就回广东老家。我们是命定要分开的。现在我的身体很坏，肺部这半年来经常疼痛。我不一定能活得长，但我希望能够看到你自由。”我看到他的脸色发红，微微渗着汗珠，我不愿多想，只说：“那我们现在就分开。”他说：“分开！分开！一定要分开！只是你暂时不要闹出去。”他又说：“我明天要去那个机关，可能要填一份履历表。你不必为我担心，我会尽可能给自己留有余地。我最担心的就是断了你回家的路。我知道你一定能坚持住，一定可以达到目的。”

这一夜我没有办法阖眼，他好像也转侧通宵。事情怎么竟会变得这样，真是不能想象。唉，明知不是伴，事急且相随。看来，只得过一时再说。但不管怎样，冯达现在是要到敌人的一个机关里去工作了。要应付姚蓬子，也要应付冯达，我将应付这越来越复杂的困难环境。既要提防他们，又要利用他们作为掩护，欺骗敌人，麻痹敌人，创造条件，使自己能和党取得联系，得到党的帮助和营救。我能做得到吗？天哪，我一定要做到！

十七张道藩三碰钉子

一九三四年五月间的一天，国民党的宣传部长张道藩光临明瓦廊了，说是将来看望我和姚蓬子的。对这个人过去只知道他是国民党中央的文化官，传说是一个大官僚。对这种人我过去根本不屑于注意，只有仇视，并不了解他的根底。我意识到此时此地到这里来看我的人，不管官大官小，不管怎样说得好听，名是拜访，实是审问，是了解，是安抚，是欺骗……总之，对这些人，我都要警惕。张道藩的样子看来很随和，说这次来拜访，是为了消除我的寂寞，他建议我写点文章，不愿意发表就不发表，又说写剧本最好。他说他现有一段戏剧材料，他愿意介绍给我，供我写作参考；如果我肯执笔，那就太好了。对此我毫不考虑，毫不动心，我推诿说身体不好，无意于此；我说我从来没有写过剧本。他见我这样冷淡，话不投机，没有坐多久就告辞走了。大约过了个把月，张道藩又派人用汽车把我同姚蓬子接到他办公的地方（不是国民党中央党部，也不是国民政府），这是一幢有花园的小洋房。他单刀直入，阐述了第一次见面时对我说过的建议，希望我写这个剧本；我一定不写的话，无论如何，就为这个剧本编写一个故事提纲。但我又都拒绝了。他对此表示很遗憾；只得用汽车把我们送了回来。第三次又是他亲自来，他十分得意，欢欢喜喜地告诉我，剧本他自己写好了，只希望我看看，提提意见，或者就请我动笔替他修改一下。我简直奇怪，他太屈尊了。我仍用第一次见面说过的话拒绝，说自己不懂戏，也无意于此。他才索然无趣地走了。从此以后，他没有再来，我也再未见到他。只是到了一九三五年或三六年，知道这个剧曾在南京上演，报上大登广告，轰动一时，热闹了一阵，剧名就是他同我谈过的。只是剧本内容我不知道；现在就连剧名我也忘记了。不过那时这个剧的确上演过，主要演员和演出的负责人，我都记得，他们当时曾托人给我送来了入场券。但因为感情上很难受，无心去看就是了。半个世纪后看来，当年我拒绝参加张道藩提出的这个剧本的写作和修改，是在无意中对国民党企图利用这次演出打击左翼文化革命运动的如意算盘给了一个小小的钉子。

十八三会张天翼

在明瓦廊住了一个多月，我试探着在夜晚，在后门的一条马路上散步，居然没有受到阻拦。于是我胆子大了一点，便试着在白天走得稍远一点，我希望有好运气，能碰见什么熟人。果然，有一天我带着母亲、麟儿去夫子庙，在一个小茶馆里喝茶，忽然看见张天翼和高植也在那里喝茶，同座大概还有一两个我不认识的人。高植曾在我主编《北斗》时投过稿，通过信，见过面，是一个在大学毕业不久的青年文人，不属于什么党派，思想不红不白，我稍稍招呼了一下，敷敷衍衍地说了几句话。但我一看见张天翼，心简直欢喜得要跳出来，只是不敢流露出来，我急忙过去打招呼，但不能说什么。我只悄声对张天翼说了几个字：“明天上午，鸡鸣寺。”便赶快离开茶馆回到了住所，暗自咀嚼着这一时得来的喜悦，幻想着明天的前景。

我对张天翼当时的思想情况和他过去的历史都不甚了解，但我知道，他是左联的盟员。他的短篇小说《二十一个》似乎是第一次以兵士为题材的，我是喜欢过的。“一·二八”前后，他搬来上海，我们一起开过会，游行示威时他和杨骚、楼适夷在左联队伍前面打着大旗呢，我们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我们是同志。我以为看到他，就等于找到了左联，找到了党。我多高兴啊！

第二天我独自悄悄去到南京的风景区鸡鸣寺，八点钟的样子，游人很少。我无心观望风景，只是在山门前的道上和后边阁子下的窄路上徘徊，张望，焦急地等待着。大约过了一个钟头的样子，张天翼果然来了。这时，只在这时，忽然有许多从来没有想到的往事和问题不知从什么地方钻了出来：他是党员吗？他能为我保守秘密吗？他能见义勇为，为我担受风险吗？我不能够明问，只在心里暗自掂量着，过去我曾听说他在南京国民政府做小差事，是谋生还是掩护？他的姑父邵元冲是国民政府的要人，邵元冲是否同情共产党，他们之间关系的深浅究竟怎样呢？……我审慎地望着他，又无暇仔细深思，毕竟喜欢压过了一切。他是左联的盟员，既然上海的白色恐怖那样严重，为什么他不住在杭州（他的父母住在杭州），而要住在南京？是否邵元冲这种社会关系正好为他做掩护？总之，我还是相信他，那些怀疑一闪即过，我仍然是完全地相信他。我们像老朋友那样排排坐在鸡鸣寺阁子前的小路边上，我焦急地问他上海左联的熟人的情况。他告诉我，上海白色恐怖严重，冯雪峰已去苏区，周扬、夏衍去了日本，钱杏邨不容易找着；他自己也很久未去上海了。这些消息像一盆冷水浇在我头上。我不知怎样才好。这时是初夏，可是我却像深秋时的寒蝉，隆冬时的僵虫，说不出一句话，连动也不能动了。我能不能求一求张天翼，把我带走吧！一年了，我在黑暗中，在炼狱中，忍受熬煎，心力俱瘁。这一线希望我能不紧紧抓住，求他施展神奇，给我一丝阳光，给我一条生路？我木然地望着他。他也只摊开双手，无言以对。他也问到冯达，问到姚蓬子，我也简单地答复他。那种种艰难处境，我的痛苦的历程，我内心的打算，对他的希望，都给一时的沮丧噎住了。我是否应该向他完全打开心扉？我迟疑着。一个受惊的，被关闭幽禁了一年，几乎窒息而死的人，已经习惯随时随地都战战兢兢，提心吊胆，为着防备别人，话到口边便咽下了。满心想把别人当成知己，无所不谈，却又顾虑重重，踌躇不已。太阳快当顶了，只得同张天翼分手告别，懊丧不安地、如有所失地踽踽独行，又回到那布满愁云的阴暗的住所。

一回来我就后悔，责怪自己，为什么不向一个同志，一个战友敞开胸怀，尽情抒发，把所有的痛苦交给他，把所有的希望告诉他？！尽管我应该有些顾虑，有所警惕，但对他抱有防备之心是不应该的。于是过不久，我又鼓起勇气走向张天翼的住处。这个住址是我在鸡鸣寺时间他要的，这条街道的名字现在我已记不起了。那时我在他住的大门口曾停了好一会儿，久久不能决定，最后才丢开顾虑走了进去；那种不知所措的心情至今也不会忘记。原来他住的不是一般独门独院的中式平房，而是一座两层楼房。大门口挂有五六块白底黑字，或黑底金字的招牌，是我弄不清楚的各种名称的机关办公的地方。自然这不是大机关，或者只是一些小单位，或者是一些空招牌，实际只是经营买卖的代号，也可能是某些私人联合经营办公务、做买卖的事务所。总之，这座楼房和它门口挂的那些招牌，使我当时认为很复杂，使我一时猜疑不定。可能只有我才会有这些猜测。我迟疑了好一会儿，最后认为既然张天翼住在里面，既然他能住，我为什么不可以大胆进去呢？难道明瓦廊，那个我现在的住所不比这里更复杂，更危机四伏吗？于是我大大方方闯了进去。这楼房里面并不豪华，张天翼的姑姑住在楼上。楼上似乎住了不少户，一点也不像是党国要人邵元冲的家宅。等不及仔细思索便敲了他们的房门。我还未进门就听见屋里的笑声和麻将牌碰撞的声音，原来张天翼正在和他的姑姑、外甥女，或者什么亲友在打麻将。张天翼看见我闯进门来，好像很平常，对我点了点头，打了一下招呼，没有离开牌桌，仍然注意他手里的牌。他的姑姑拉了一张椅子让我坐，我就坐在她的旁边看他们打牌。我以为张天翼会明白，我是特地来找他的，不是来玩，来闲坐，是有正事，是有求于他才来的。我焦急地看着他。可是他好像完全不理解我的来意。他打了一局又一局，他一家人，他姑姑，他外甥女儿，大家欢乐地有说有笑。我坐在旁边的冷板凳上，呆呆地望着他们，我心急如焚。我找不到机会，哪怕说上一句话也好。我完全可以大声说：“天翼，我有事找你，想和你单独说几句话。”可是我总抹不开，我不知道怕什么。看样子他们很宽大，并不怪我打扰了他们，只是好像没有我这个人似的。我在敌人面前是受尽折磨的，但在朋友面前，忍受着这样的冷淡，却是第一次。我勉强撑着，不愿伤心，但到底坐不下去，看着他们不会因为我而停止雀战，我只得慢慢站起身来告别。主人既不留也不送。像我进门时那样点了一点头，就算招呼过了。我的心像悬在空中，像浮在水上，脚不感觉是踩在地上那样一步一步地走出那幢楼房。究竟是怎样回到住所的，我一点也想不起来了。

从此，一天到晚我重又浸泡在失望里，隐隐地难受。我不理解张天翼，只觉得自己是被遗忘的。这种心情，直到几十年后，经过了几十年痛苦之后，才慢慢悟出当时张天翼对我这般冷淡的因由，我是不能责怪朋友的。我是陷在那样一个泥潭里，敌人又捏造和散布了许多谣言假象，为什么朋友们不应该对我采取谨慎疏远的态度？为什么当时我没有想到，凡过去认识我的，知道我的，有点社会经验的人都可能要揣测我，估量我，甚至有所怀疑呢？我应该理解，国民党和他们执行的阴险政策把我推到一个被审查的地位，我首先应该设法取得朋友对我的信任。我怎能主观地以为谁都应该相信我，毫不怀疑我而真心帮助我呢？

以后在南京，我再也没有去过那幢楼房。后来我搬到苜蓿园去后，天翼来看过我，而且最后在一九三六年，还是他带来了党给我的信息，并且由他的外甥女陪同我一道离开南京去到上海。因此我对他一直是充满着感激，我永远不会忘记当年他为我冒过的风险，给予我的慷慨的有效的援助。

十九方令孺女士的友情

一九三四年十月初我在医院生了祖慧。我这时的心境像掉进了枯井那样幽暗与悲伤。回忆一九三〇年我生了祖麟，只两个多月，他父亲就被捕，三个月他父亲就被杀害了。我不得不把婴儿送回湖南交托给我母亲，我只身返回上海，继续苦斗。一个做母亲的，一个有着母性本能的人已经太难忍受那抛离亲生儿子的痛苦了；而这个女孩却使我更加悲苦。这不是我希望有的，但是我生的。我能把她丢到垃圾箱里去吗？我能把她送到育婴堂、孤儿院吗？我能留给她的父亲，使她终生也蒙受羞辱吗？我只能把她留在我的身边，我是母亲，我应该对她负责，不只哺育她成长，而且要尽心守护她，不让她受羞辱，尽心教育她，使她成为革命者。因此我得首先背负着一时无法分说的耻辱，也许还得就此终我一生。十月半我从医院搬到中山大街。因为我不愿再回到螺丝转弯，我要离开那变相的地狱。在那里我们的前院旁院都住着一些身份暧昧的人；进进出出我都得经过他们的住处，任人侧目审视。我常常喊叫，既然说是自由居住，就应该让我自己去租住民房，无论如何我是不回那住过的地方。因此，当我住院时，冯达和姚蓬子几次商量，才租了这幢房子。这是在中山大街向东拐进去的一条小街上的一幢小楼，上下各三间。我们一家住楼上，姚蓬子一家住楼下。在这里大约住了两个月，我几乎没有下过楼，国民党也没有派人再来这里骚扰我。我在这里只是养病。不过意外的，我在这里却遇见了一个终身难忘的朋友。

十月底的一天，方令孺女士作为不速之客忽然降临了。她那时不到四十岁，长得很好看。她的眼睛由于甲状腺肿大，动过手术，显得稍稍有点突出。但她的那种温柔大方却使我很注意。她的身后站着一位十五六岁的俊俏的少女，乃是她的大女儿陈庆纹。她谦虚地自我介绍道：“我叫方令孺，是特别来看你的。我不是国民党，也不是共产党。我非常同情你的遭遇，我很喜欢你的小说。我想你在这里一定太寂寞，我能为你分点忧愁吗？有什么事我能帮助你吗？”怎么听到的又是这一番话！我不免用怀疑的眼光望着她，心里在想，是否又是国民党派来的？她要干什么呢？她看见我很冷淡，便不多说；只对我的母亲表示一点尊敬，说了几句恭维话，又对我的子女称赞了几句。然后便文静地告辞了。我不安的心还在嘀咕：“真是莫名其妙。”

她怎么知道我的住处的，当时忘记问她了。我压根不曾想到我的住处能够保密，我以为任何人都可以随便闯来的。此后，她每过一个月，或两个月便来我这里一次。她从不同我谈政治，也不问我的生活情况，只是点点滴滴同我谈她的心曲，如读书后的感想，多半是些外国书，翻译过来的，或还没有翻译的。谈她认识的一些文人的印象，这些人多半是我不认识的，是她在青岛大学的一些同事，老一辈的所谓新学家。这些她都当故事娓娓道来，在我只有一颗十分空虚的，寂寞的心的时候，也能勉强听下去。后来她便谈她的家庭生活，她的不幸的爱情。谈这些她也不动感情，只是放在心底，仍然像在讲一部写得非常细腻动人的小说。我真同情她。好像中国的老老少少的妇女，都能引起我的同情，特别是像她这样有着一颗美丽的心灵的知识分子。后来我也到她的家里去。她住在我这条街的对过，叫娃娃桥。她是著名的桐城派方东树的后裔。她的那个大家庭是一个亦官亦商的人家，有很多房子。她住在侧院的三间大厅，后边是院子，前边是小花园。绕过她的厅子，还可以进入她家的一个更大的花园，只是那个园门不是常打开的。她住的三间厅子布置得很好。她带着三个女儿，用一个娘姨。她的丈夫另有外室住在上海。她家里非常安静，很少客来。我慢慢认识到，我和她来往，是无害的，便逐渐放宽了心。后来，一九三六年我和党取得联系，就曾把她的家作为党与我通信联系的地点。

方令孺是一个诚实大方的人。抗战初期，我在延安时，曾经向她要过一部《昭明文选》；那是因为毛**曾经对我说，他缺少一部《昭明文选》。她特地买了这部书寄给我。我们从来都没有对人说过，只是悄悄地高兴为别人尽了一点力。她知道我是为谁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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