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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等待变化的日子（第2页）

褚时健开始在玉溪卷烟厂进行观念布道，他意识到了观念革新的重要性。他认为职工如果一直保持“吃大锅饭”的老观念，还认为“国家会养我们”，干多千少都一样，那么，玉溪卷烟厂就不会有什么希望。

所以，他认为必须让职工认识到：企业败了他们会很惨。这是来自他内心的观念。虽然长时间的懈怠让大家都变得麻木了，思维僵化了，“吃大锅饭”的思想还是很浓，但他发现这些职工一旦被唤醒，他们对此的认识不比他这个领导差。他们都说，工厂搞垮了当然首先是当工人的吃亏，当国家干部的还好办，还可以调调工作。

褚时健对大家说，企业好了，哪怕有再多的“硬杠杠”，也有改善的空间；如果企业坏了，每个人的生活都只有变差的可能。他有过这样的亲身体验：虽然都是国有企业，但国有企业的职工生活也会有很大不同，比如他在戛洒糖厂时候，周边的国企职工是何等羡慕他们的生活。

褚时健给大家强调了两种竞争：一种是市场的竞争，是玉溪卷烟厂和其他烟厂的竞争，谁有好产品谁得市场，谁得市场谁有好日子过；另一种是企业内部的竞争。以前大家既不讲外部竞争，也不讲内部竞争，尤其不讲内部竞争，只讲内部团结，但现在两种竞争都要讲，并且都要落实。

褚时健不提团结，却大谈竞争。今天看起来再正常不过，但在那时是“大逆不道”的，至少可以确定没有几个知音。虽然这个国家已经开始了改革开放之路，但怎么改、朝哪儿改还是很迷惘，所以才有了***提出的“摸着石头过河”的说法。

但仅有“观念”的力量是不够的，褚时健知道趋利避害是人性的基本法则，也是人类能够不断进化的原因，因而，必须在现实中体现出工人的利益。作为企业的领导人，如何让工人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扩大企业的利益，从而也扩大国家和社会利益，这些正是他作为管理者要完成的课题。

褚时健相信有一种比过去30年更好的经济模式，他不喜欢空谈政治、喊口号，而是喜欢探索实际的事物。过去烟厂领导常用的那些手段：动辄让职工写检讨、当众认错等等，褚时健都不喜欢用，他讨厌议而不决、决而不行，并漠视那些不解决实际问题也从来不会被认真执行的条条框框。

玉溪卷烟厂的职工开始感受到褚时健的不同风格，他们说不出他是什么风格，但就是感觉非常特别。而像邱建康这样想要有所作为的年轻人，则从心里生出一种从来没有过的期待感，很久之前，他就特别期待有一个能够改变现状的人出现。当然，邱建康不像褚时健，曾见过1949年之前那些私人企业怎么做，外国人怎么管企业。邱建康这一代几乎什么也没见过，从他一出生，这个国家就只有几乎完全一样的国有企业，除了种地的农民，其他人都在这样的国有企业里工作，看不到有什么不同。他甚至认为所有的企业都是这样管理的，管理者不需要有多高明，跟着政治跑就是了。唯一不满的是，他感受不到书本和报纸上说的“专家治厂”。褚时健的到来让这个敏感的青年突然意识到，企业的管理原来是完全有可能不同的。

而对褚时健来说，到烟厂以来经历的几件事，尤其是加薪风波、锅炉事件、明争暗斗，让他领悟并总结了很多东西。

这些事件给他的教训是两方面的：一、要想让工人有积极性，有利益是必需的，甚至是第一位的；二、利益对人的驱使往往比荣誉感更有效果，在利益的驱使下，职工是愿意付出的。

锅炉事件还给了他另外的教训：一个管理者要想不被手下人蒙，自己得懂七八分。以前的厂领导为什么总被蒙，原因就在这里：既不给人好处又完全不懂业务。

加薪风波则让他明白了机制设计的重要性，如果不是那么僵硬的40%，或者如果不做从上到下的硬性规定，而是把权力下移，比如，加薪的40%由每个车间或者小组的职工自己来决定，相互竞争，信息相对对称，就会合理很多。

但是，历史的惯性让很多不合理成了一种常态、一种思维习惯，要做好，就得按另一种思维方式出牌，这就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撕裂感。这种撕裂感在褚时健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有时候是他撕裂现实，有时候是现实撕裂了他。这成了他性格中的某种悲剧因素。

核心竞争力：管理的特殊基因

既没有读过正规大学，叉没读过商学院，甚至也没有见过别人具体怎么管理企业，褚时健经营企业的基因到底来自哪里呢？

他不仅没上过大学，而且数学成绩一直不好，这使他对继续上学慢慢失去了兴趣，之后才投身中国共产***的革命运动。

他在企业经营中运用得最出神入化的就是“利益平衡”和“经济效益”，这成为他在企业经营中频频获胜的关键因素。他所有的经营管理方法几乎都围绕着这两个因素展开。这两个因素的形成则和他的经历息息相关，最后成了他思维习惯的重要部分。

“利益平衡”理念的起源，要追溯到他很小的时候。他常常回忆起，每遇荒年乞丐到他们家要饭的情景，家里本不宽裕，但妈妈还是要给乞丐半碗饭。五六月青黄不接的时候，妈妈也总要接济一下困难的村邻。

这两个事例在他心里形成了很强的暗示，而不仅仅是一个善举，这对他后来不断强调的“利益平衡”起到了启蒙作用。

如果说少年时期的经历更多是一种潜意识，那么他在青年时期所亲历的“征粮”和“减租退押”，则促成了他对“利益平衡”的理性思索，并固化成了他的企业经营理念。

那两次运动中，褚时健都是最出色地完成了任务的人，他的法宝就是利益平衡。征粮的时候，战友朱某某因为行为太过火，向农户要的粮食数额太高，并动用武力，最后不仅没能完成任务，反而被袭身亡。褚时健具有一种特别的现实主义性格，很好地揉进了利益平衡原则。他说，田是跑不掉的，用尺子一拉，亩数就出来了，然后，根据土地的税利、肥瘦条件定出单产，再除以人口，剩余的粮食就算出来了。即便如此，也不能把人家的剩余口粮全部收走，要留一点儿，这就是利益平衡。双方协商，都有好处和出路。征高了，农户不千；征低了，他完不成任务。取得平衡就好了。所以，他总是在别人还没有动静的时候，或者还在抓人、打人的时候，就已经完成任务了。“单顾我不行，单顾你也不行”，这就是他的利益平衡哲学。所以，他年纪轻轻就当上了区长。

“减租退押”，针对的人群是地主。政府财政困难，要求把地主的那些财产——“浮财”统统挤出来。这个比征粮要困难，征粮看得见土地，“浮财”却是看不到的，信息处于严重不对称状态。褚时健的方法还是“利益平衡”。因此在“减租退押”过程中，褚时健没有使用粗暴的方法就完成了任务。

这些经历成了他一生的烙印，养成了他顽强而特别的现实主义性格。这种现实主义性格有几方面要素：与人合作，必须给人利益；利益的产生是个相互作用的过程，没有只有一个人赚钱的生意；适当让渡利益，常常会获得更大的利益。这种现实主义色彩浓郁的个人风格，是褚时健管理哲学的基因。

他的“经济效益”理念，最早的源头要追溯到他小时候在家里蒸酒的经历，他从小学会计算一百斤苞谷要出多少酒，烧多少柴才能赢利。如何多出酒少烧柴，他要找方法。“经济效益”是一个动态关系，它反映的是投入产出比。褚时健很早就掌握了这个动态模型，不能只强调收益，也不能只强调成本，而是应该寻求一个最好的比值。在后来的很多实践中，他总是加大成本，收益也随之翻倍增长，像神奇的乘法一样。这就是他所追求的经济效益。

少年时代早期的经历，加之在“***”“******”中的经历，使他对经济效益格外看重。到他在曼蚌糖厂和戛洒糖厂做管理者的时候，他对效益理论的运用已经炉火纯青，无出其右了。

褚时健还具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商业算术天分。它与一般的数学计算不同，而是一种直觉性地把握事情要害的能力。褚时健总能迅速明白商业活动中的成本和效益要素何在，然后再进行简单的计算。一般人不明白，以为褚时健数学很好，恰恰相反，褚时健的数学很糟。其实这完全不是数学，而是一种商业赢觉。这种商业直觉是无法拷贝的东西，外人无法知晓其中蕴含的核心竞争力。

他有一种特殊的思维结构，大多数人，尤其是大多数国有企业的企业家，都是一种约束性思维模式——能怎么做，首要考虑的常常是“约束条件”，包括那些不合理的约束条件。而褚时健是一种应然性思维模式——该怎么做，他往往首先不考虑约束条件，尤其是那些不合理的约束条件。在“应然性”和“约束性”之间碰到问题的时候，他再想办法来补台，这是他能先人一步的重要因素，而这一步，在大多数人眼中常常是触目惊心、心惊胆战的，而他走得自信而踏实。这是一种领导者和变革者的天然气质。

他还拥有另一种特质：在反对声中前行。很多时候，反对声往往使他的思维更加清晰，成为他思考和前行的营养。他不是赌徒，而是一个富有冒险精神的企业家，当他自信的时候，再强的反对力量也很难阻止他。

这就是褚时健的管理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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