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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章明朝的灭亡3（第2页）

对此，后来晚明遗老们在《明史》中评价说：“传庭死，而明亡矣。”

很多人都看出了孙传庭之死的象征意义，但身处其中的崇祯，却仍然在痛恨尽忠殉职的孙传庭没能为他和大明帝国力挽狂澜。

至死，他还是看不清。

孙传庭一死，明朝在关内再无大军可以平乱。图源：影视剧照

03

尽管才智有限，但是在晚明最后四任皇帝中，崇祯算是个很勤奋的帝王。

相比崇祯那位曾经长达24年不上朝的曾祖父嘉靖皇帝，以及高达28年不上朝的祖父万历皇帝，还有他那长期嬉戏玩乐、声色犬马的兄长明熹宗朱由校，大明末代皇帝崇祯简直就是个劳模——自打1627年以年仅17虚岁登基后，面对晚明以来日益混乱的国政，他先是雷厉风行铲除了权宦魏忠贤，此后他殚精竭虑，每天都早起上朝，夜晚则经常批阅奏章到深夜，因此，崇祯时期，很多阁臣夜晚都经常留宿在紫禁城文渊阁中，以备皇帝不时召见。

有感于明朝内忧外患、财用不足，与奢靡的祖先嘉靖皇帝、万历皇帝相比，崇祯也厉行节俭，他即位后，先是下令停止了苏杭织造，此前，苏杭制造由宫内太监掌管，专门为宫内采购缎匹绢帛，对民间骚扰颇重，对此崇祯下诏说：

“惟是封疆多事，征输重繁，未遑苏豁，乃有织造钱粮，虽系上供急需，朕痛念连年加派络绎，东西水旱频仍，商困役扰，民不聊生，朕甚悯焉……朕不忍以衣被组绣之工，重困此一方民。”

崇祯节俭，甚至衣服破了也还继续穿。有一次他参加经筵日讲，由于内衣袖子破损，露在外面给廷臣看见不太雅观，不太自在的崇祯于是不时用手将内衣袖子塞回去遮掩，发现这个细节后，经筵主讲官于是说：“天子衣服破敝，虽然过于节俭，但这是美德，何必忌讳呢！”崇祯这才不再塞掩手袖。

为了悼念皇子和节约宫中开销，就在皇五子朱慈焕于1640年病逝后，崇祯甚至一度改而吃素，崇祯的外祖母听说后非常心疼，后来进奏说她梦到崇祯早逝的母亲托梦，要外孙崇祯还是要吃素，并劝告说“药补不如肉补”，崇祯这才恢复吃荤，但他与周皇后在此后生命的最后四年里，仍然坚持每月吃素十天，以此节约膳食开销。

节流之外，为了开源，他甚至命令将他的祖父万历皇帝时期珍藏遗留的多年野生人参拿出来变卖，换了几万两银子补贴国用。

但这些对于缓解帝国的财政窘境，甚至连杯水车薪都算不上。

于是，就在崇祯十七年（1644年）开年，面对由于连年战争国库耗尽，已经走投无路的崇祯帝，只得向满朝文武百官和皇亲国戚们发出号召，希望大家能捐钱筹集军饷，以对抗李自成的农民军。

募捐号召发出后，尽管明熹宗的皇后的父亲、太康伯张国纪带头捐了2万两银子，但其他人中，除了内阁首辅魏藻德捐了500两之外，其他的几乎没有人响应，眼见群臣应者寥寥，心急如焚的崇祯又紧急派出多位太监，分别到大臣和皇亲国戚们家中游说募捐。

太监徐高随后奉命前往崇祯的老岳父、周皇后的父亲嘉定伯周奎家中，让他带个头，捐个10万两银子。

此前，在即位之初，崇祯曾经赏赐了一套苏州的豪宅给老岳父周奎，还曾经一次赐给他700顷土地和30名随从尉军。作为当朝国丈，周奎平时非常吝啬，还经常给当时北京城的平民放高利贷，“寝室积钱常满”，收高利贷富得流油——但就是这样一位富豪国丈，却在女婿崇祯和国家危难之际装穷卖傻，任凭崇祯的使者、太监徐高几次哭着哀求都没有用，临走前，徐高对周奎说，“老皇亲你如此吝啬，现在国家危难，以后即使你广蓄钱财，又有什么用呢？”

实在无奈之下，周奎只好勉强答应捐1万两银子。

但崇祯帝认为老岳父周奎实在太不像话，要他至少必须拿出2万两银子，跟前任国丈、太康伯张国纪一样，给满朝文武做个示范，周奎于是就跑到后宫央求女儿周皇后帮忙，周皇后为了面子，只好从皇宫东拼西凑了5000两银子送给周奎，而周奎竟然私底下还贪污藏匿了3000两。

于是，在明熹宗国丈太康伯张国纪和当朝国丈嘉定伯周奎的带头“示范”下，号称当时京城首富的大太监王之心捐了1万两，连同其他皇亲国戚和满朝文武，这次亡国前夕的募捐活动，崇祯一共只筹集到了20万两银子。

尽管只是杯水车薪，但对于火烧眉毛的崇祯来说，这点钱也算是聊胜于无了。

当然，这里面还有后话是，后来崇祯上吊自尽后，李自成率军进入北京城后，检查明朝的国库，发现查来查去，竟然只有“银二千三百余两，又钱作八百，国家之贫至此，可发一笑。”

需要金钱运转的李自成，于是让手下对城内的原明朝皇亲国戚和文武百官严刑拷打逼供，一度哭穷的周奎最后向李自成上交了52万两银子，而太监王之心则交了15万两，李自成在北京几个月，从这些人身上逼索到了7000多万两银子，相比于崇祯“文明劝捐”只得到20万两银子的结果，李自成失了官心，但却得到了实在好处，这不得不说是一种对比的讽刺，由此可见明朝在亡国前夕，满朝勋戚和文武百官，很多人都怀着一种“等公司倒闭、换老板、好跳槽”的心理。

对此学者刘守刚指出，“从劝捐事件可以看出，在君主可能失去江山时，具有自己独立地位与权力来源的官僚在背弃君主时是坚决无情的。哪怕是勋戚和宦官这些被君主有意识地扶植起来的人，也没有成为卫护一家一姓政权的力量。

明末思想家黄宗羲的一句话，把这些官僚的心思更加清晰地表达出来，那就是‘天下为主，君为客’；君主不是天下的主人，而只是可以更换的客人，任何人的君位都是可被撤销的对象，官僚也可为不同的君主服务。”

简单来说，大厦将倾，很多人都做好准备，要换公司、换老板了。

明末官僚群体都在观望局势发展，很多人在准备跳槽换老板。图源：影视剧照

04

就在李自成和张献忠等流民大军到处扫荡之时，内外交困之中的崇祯，意外得到消息，说清人皇帝皇太极，已于崇祯十六年农历八月初九日（1643年9月21日）暴亡——据记载，可能死于中风的皇太极死亡当天白天还在处理政务，晚上就突然病逝，这使得清廷内部的多尔衮、豪格等人为了夺权，暂时陷入了混乱。

尽管辽东战场临时歇了口气，但李自成并未停下脚步，就在崇祯十六年（1643年）十月攻占西安、随后占领陕西全省后，李自成决定正式称帝。

此前，1643年农历三月，李自成在攻占襄阳后自称为“新顺王”，但他显然并不满足于此，到了崇祯十七年（1644年）农历一月，李自成在西安正式称帝，并宣布定都西安，建国号“大顺”，改元“永昌”——至此，在1644年的中国大地上，同时出现了三个年号，这分别是：大明帝国的崇祯十七年，和辽东满清的顺治元年（多尔衮和豪格经过妥协，最终拥立皇太极的第九子、6岁的福临为帝，是为顺治帝，并于1644年改元顺治），以及李自成创立的大顺国的永昌元年。

正式称帝后，李自成开始发兵，计划取道山西进攻北京，农历二月，李自成先后挥兵攻克山西汾州（今汾阳）、阳城、蒲州和太原等地，除了在代州（今属忻州）和宁武关（今山西宁武境）先后遭遇总兵周遇吉的顽强抵抗，农民军死伤七万多人外，其他地方并未遇到像样抵抗。

宁武关陷落是在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初一日，此时，距离李自成农民军攻克北京、崇祯上吊自尽，还有18天时间。

作为拱卫军事重镇大同的门户，宁武关陷落，大同也岌岌可危，由于在宁武关遭遇顽强抵抗、死伤惨重，因为李自成下令对宁武关进行屠城——“婴幼不遗”，这种残酷的屠城政策，使得大同总兵姜瓖极为震撼，看到大势已去，姜瓖立即开关投降，随后，宣府总兵王承胤也向李自成递上了降表，当年三月十一日，李自成的大顺军开进宣府镇，“举城哗然皆喜，结彩焚香以迎”，满城军民都庆幸自己没有遭遇战祸，免于身受屠戮之灾。

就在李自成取道山西，即将兵临北京城下之时，崇祯再次想起了迁都南京的计划，为此，他与左中允李明睿多次秘密商谈南迁，但崇祯担心像此前计划迁都一样遭遇群臣反对，因此一直不敢公开此事，一直到农历三月一日宁武关和大同在同一天陷落后，已经接近走投无路的崇祯，决定公开召见百官，商谈南迁计划。

没想到，兵科给事中光时亨首先站出来反对，光时亨激动地说，如果不杀主张南迁的李明睿，“不足以安人心！”于是，其他大臣都不敢再公开讨论此事，死要面子的崇祯无可奈何，只得装样子说：“国君死社稷，朕将焉往？”

见群臣都不敢附议南迁，崇祯只得违心地表示要坚守京城，与京都共存亡：“如事不可知，国君死社稷，义之正也。朕志决矣！”

有意思的是，激烈反对南迁的光时亨，却在李自成进入北京城后，率先投降农民军，在帝国最后的生死存亡关头，光时亨表现得激烈慷慨，但当北京城破之日，他却毫无骨气地屈膝投降。

面对这样不敢担当甚至虚伪无耻的臣子，在某种程度上，也难怪崇祯感慨“朕非亡国之君，诸臣尽为亡国之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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