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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马其顿（第1页）

一

我在八月二十二日早晨从北京上了飞机。飞机就在空中与太阳竞赛，结果飞机赢了，太阳输了。在空中飞了十六个小时之后，到贝尔格莱德刚刚中午。

南斯拉夫作家协会的外事秘书叫波芭。长得很漂亮，也很能干，凡到过南斯拉夫的中国作家，尤其是男作家，回国后没有一个不说起她。所以没见面我就被灌了一耳朵关于波芭的好话甚至有点嫌人们对她赞美太多，怀疑男士们太容易动情。到贝尔格莱德机场，我看到一位三十来岁，亭亭玉立、薄施脂粉、落落大方的女性站在中国文化参赞身边，便晓得这就是她。果然，她就走了过来，伸出一只手……

“你就是波芭？”我不等她开口就抢着说：“关于你我知道太多了！”

“噢，你不会比她知道的更多。”说着她从身后拉过来一个七八岁的小姑娘。“这就是我的女儿，她要见见你们，据说有些问题要和你们单独谈谈。”小姑娘一本正经地向我行了个屈膝礼。

波芭在几分钟之内，和所有人握过手，问过好，然后宣布马上去机场餐厅休息和吃饭，她说：“天还早，你们不必出机场了，休息一会儿就换乘另一架飞机去斯特鲁卡吧！”

小姑娘就跟着我。她拉来大使馆一位二秘当翻译，对我说：“我妈妈打算把我嫁给中国人。我跟你们打听一下，做中国人的妻子是不是很困难的事？听说你们喝茶是不放糖的，好像还不许养狗。”

我告诉她，不必担心。按照中国法律她至少还要过十年才能出嫁，那时说不定中国人喝茶就放糖了。也许还能养狗了。

“那就好了！”小姑娘说着叹了口气，“我妈妈说中国人很好。可她自己并不打算嫁中国人！”

“为什么要你嫁呢？”

“她跟柴参赞是好朋友：他们一起喝咖啡，柴参赞说他喜欢我，愿意叫我嫁给他儿子。妈妈就答应了，并没有征求我的意见，真不像话！”

机场的餐厅是个长形的屋子。我们坐在靠墙的长条凳上，那里先就坐着一个戴眼镜的人在看书，波芭介绍说这是位希腊诗人，也要去斯特鲁卡的。大家握过手后诗人仍然低下头看他的书——他和我一样，既不懂塞尔维亚语，也不懂德语和英语。这儿连使馆的同志至少有七个人会说中文。说希腊语的就是他一个。他只好低头读自己的书，八成那书也是希腊文的。

这顿饭吃得很从容。一边吃一边谈访问日程。中间夹着问候互相熟悉的朋友。过了不久南联邦作协的秘书长伊万·伊凡尼夫妇也赶来了。他要和我们一道去斯特鲁卡。席间他告诉我，南斯拉夫最近出版了《中国当代诗歌选》的第二种语言译本——马其顿文本，夏天他们刚出了塞文的。在短短几个月中，他们出版了两种文字的译本，效率很高。我表示感谢。

我们谈了他们出版中国诗选的情况，照理我应当谈谈中国出版南斯拉夫诗集的情况。当初达成的协议是双方各出一本对方的诗选。现在南方出了我们的诗，我们却还没出南方的诗，看来好像我们失约了。但是且慢，这里还有隐情。

我说道：“你们知道，你们提供的稿件中有一部分可能会和我们别的选题重复，所以我们还没最后编写，这次来我还是要和你们商议的：一旦商定，我们会出得很快。”

伊凡尼友好地说：“会有时间商量的。”

波芭笑着挤挤眼说：“怕不只是选题重复的原因吧？”

“关于这部诗稿……”我正想借机阐述一下我的观点，她却把手一拍说：“不用向我解释，会有人请你解释的。我的职责是让你在南斯拉夫过得舒适、愉快。等你们从马其顿回来请你们到我家去喝咖啡，我煮的咖啡比这里的好多了。”

说完她替我斟满了一杯啤酒，冲我一笑，笑得充满理解、同情和信任，于是我再不怪我们的男作家太容易动情了。反觉得她确实值得赞美。能干、美丽、友好。她多少使我松弛了一下心情，觉得我面对的问题可能还不那么糟。登上去斯特鲁卡的飞机后，我居然睡了一小觉。午夜十一点时到达斯特鲁卡。北京已是早晨七时，恰好离家整整一昼夜了。

二

我们迟到了一天，没赶上马其顿诗歌节的开幕式。睡了一觉醒来，已是二十三日，头一个节目是郊游、野餐，参观一个古教堂。

大队人马正出发的时候，来了位热心的同胞。这位同志久住南斯拉夫，塞尔维亚语不错，据说也会马其顿语。真会不会我说不清，但看得出他和马其顿的一个文人都挺熟、也很亲热，他很热情地问候了我，又热心地问关于《南斯拉夫诗集》出版的情况。我告诉他，他们选的这本是《南斯拉夫马其顿诗集》，其中他们选了数首诗人W的诗，这位诗人的诗在国际上很有影响，对他的艺术成就是没有争议的，但是他算哪个国家的人却大有分歧，这有点像中国的孟姜女的故事。两家邻居，一墙为界。突然从墙根底下长出一棵葫芦来。藤蔓在孟家院中生长，长到墙头又向姜家伸延过去，在姜家屋顶上结了个葫芦，葫芦成熟后剖开一看，里边有个漂亮的小姑娘。孟家说这姑娘应姓孟，属于孟家；姜家说这姑娘应姓姜，属于姜家。双方争执不下，村人也无法劝解，只好去告状。官老爷判为两家共有，小姑娘起名叫孟姜。但20世纪的国际争端是找不到一个官老爷来作判决的。作为双方的朋友的第三者也难以介入，只有劝他两家友好协商，他们自己没争出个结论之前，第三者不宜表态支持任何一方面，不然只会使矛盾复杂化。

这位同胞摇摇头，不以为然地走了。当头一瓢冷水，使我预感到麻烦之严重。便没有心情再去郊游。我告诉邹荻帆同志说身上不舒服，便一个人留了下来。

他们走后，我先用电热杯烧了点开水沏茶。喝足了茶，精神振奋了些，便一个人出去漫步。南斯拉夫的旅馆不备开水，但允许你自己用电热杯烧，使喝惯热茶的中国人还能对付。后来我到民主德国如法泡制，电热杯却叫柏林饭店给没收了。它既不备热水，又不许自己烧，迫着你光喝冰镇矿泉水。看来还是南斯拉夫的旅馆讲理。

斯特鲁卡市南边临奥赫里特湖，旅馆就在湖边，打开窗子能听到涛声。看到青年们在湖边游泳和接吻。这湖朝北开了个口，就流出一道湍湍的小河来，河水和湖水都出奇的清，出奇的蓝，出奇的干净——没有一片草叶、一根树枝，人和鱼潜游在水下，岸边的人看得很清楚。河上架着两道桥，桥很平常，既不宽大也没有建筑艺术，装饰艺术上的特色可是挺出名。因为每年诗歌节时都在河岸开朗诵会，各国诗人都在桥上朗诵自己的诗，观众就散在河两岸欣赏，在这桥上还颁布“金环奖”：也是一项国际荣誉。

我出了旅馆，先走到湖边，湖边是砂砾地，砂砾呈黑色，不像海边黄色的砂滩。因为天还早，人不多。先碰到一个老太太，一个人坐在石凳上，手里拿着半张旧报纸坐在那儿发呆。我怕打扰她就悄悄从她身后走过。走到有几棵杉树的地方，拉开架子打太极拳。刚打了个起势，一男一女两个青年拥抱着走了过来。一边走一边轻轻说笑，走到距我不远处的另一石凳上坐了下来，我想他们是要亲热一下。我在这儿不动，他们觉得不方便，定会自己离去，就还继续打我的太极拳，并且不断用眼角扫他们，谁知他们并没有走的意思，一边用眼角看着我一边抱得更紧。中国人虽然自古以来就会与异性拥抱，但还不大习惯看别人拥抱。我觉着挺别扭，只好收了拳，匆匆离去，走到他们身边时，两个人松开手，冲我笑着点点头说：“功夫？中国？”

我连忙点头说：“对，中国。”

“少林？李连杰？OK！”

他们俩绝对友好地向我伸过手来，我一一握手，这时女的从背包中拿出一个小画册给我看，原来是一本电影《少林寺》的说明书。

也许他们是打定主意一边拥抱一边欣赏我的“功夫”的，我笑一笑，赶紧告辞了。我沿河往下游走（斯特鲁卡这条河是由南往北流的）。过了那以诗闻名的桥，走进市区，这里很安静，住房精巧，清洁，多半是两层小楼带一小片花园。有大丽花、波斯菊和鸡冠花，最多的，是玫瑰，几乎家家都有，没有空地的也要在阳台上、窗台上放几盆。花盆并不讲究，像北京人一样也有用旧饼干桶、旧脸盆养花的。几乎每栋房子都有一个阳台，阳台上都放着一张小桌。我以为是南斯拉夫人在阳台上吃饭用的。

走到商业街，街并不长，但商店很排场。按人口说这里只相当中国一个镇，若按中国镇的市场来衡量，这里商品应该算很丰富，而且高档货颇多，按人民币折合，这里的衣服便宜，皮鞋则贵得出奇。我去一个服装商店参观，流连的时间长了一点，发现我身后慢慢围上来几个人注意观察我，而且都是女性，在中国从没有被女士们重视过，我觉得颇荣幸，就向她们微笑、点头，几位女士都笑了，问我：“基那？（中国）”我说：“也斯！”她们再问，我听不懂了，终于一位十分漂亮的女士走近来用手指指我毛衣上的花说：“基那？左得……”

我这才明白她们是在欣赏我的毛衣！似乎问我到哪里能买到！我只好用手比划“北京、也斯基，尤格斯拉夫，涅特。”中文加英文加俄文，她们都听不懂，一致叹气表示遗撼，我点头往外走，她们热情地送我到门口——原来这几位全是店员，我决定下次再出来时穿件外衣把毛衣遮住，不然总引人注意，而我又不能回答，有点自找麻烦，虽然义务为中国商品作广告也是爱国的表现。

回到旅馆才想起来，只有我一个人留在旅馆别人全去野餐，我中饭怎么吃法呢？便又跑到街上面包铺买了一块牛肉饼，其作法与我在兰州吃的一种非常相像，味道也差不多，价钱便宜。这种肉饼在以后的宴会上却再也没见到过，非常可惜。

三

这天晚上，举行了“中国诗歌之夜”。会场设在河边一个现代派造型的剧场里。台上挂着二道幕，白色幕布上涂上，也许是洒上或甩上去各种颜色，相当好看，就是有点乱的慌。幕布前边放了一排椅子，所有的中国人和要在这会上朗诵的演员全面对观众坐在椅子上，演员们用马基顿语朗诵郭沫若、艾青、田间、臧克家、严辰、萧三、邵燕祥、公刘、李瑛等人的诗。到会的中国人，邹荻帆、张志民、刘绍棠和我，各朗诵两首中文诗，由翻译事先把译稿读一遍。

邹荻帆和张志民的诗，全是从南斯拉夫出的中国诗集中选出来的，已有译文。只有我和刘绍棠是专为这诗歌晚会现写的，现由大会雇用的翻译在我朗诵前由他口译一下。

我年轻时也写过诗，但从未被人们看上眼，我也明白自己诗才有限便以停写来藏拙。这次我写了两首与邹荻帆、张志民的诗一块朗诵，实在是打鸭子上架，为了不至出丑只得从表演上去找补。我上台演过戏，胆大皮厚，便把那诗分成高高低低的音调，快快慢慢的节奏，再配合上举手、昂头、作苦脸之类的动作。这样全武行地一闹果然剧场效果大增，为我鼓掌的人显然比给两位正式诗人鼓掌还用劲，两位诗人无可奈何。整个晚会都是在热烈友好气氛中度过的。马其顿姑娘们向每一个朗诵诗歌的人都献了花。原来传说只有现代派和朦胧诗才会受欢迎。事实证明并非如此。现实主义的诗，读到精彩的句子时人们也鼓掌。

我们的诗受到欢迎，自然和翻译的成功分不开，为我们口译的大会雇来的翻译是个三十来岁的小伙子，在北京学了几年汉语，学了一口流利的北京话，又娶了一个广东知青作妻子。他的汉语水平和聪明看来满够用。诗大概是译得不错的。但他也学了一身北京某些青年的那股吊儿郎当的油气。他没参加任何单位，只在作自由的职业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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