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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 烟王陨落下（第2页）

一个小时以后，每个人的提包都拿到了房间，只是手机都被没收了。我的提包似乎原封不动，他们还专门说了句，记者的东西他们没有检查。果真没检查吗？天知道，但我的手机的确还在。我心里清楚，我没有去办理什么过境手续，收我的手机没有道理。

我认为，眼前最要紧的是通知集团领导。我的第一个电话是打给值班的何小平主任，我请她立即向董事长字国瑞汇报。我提醒她，我们到红河是告知了厂里的。事情紧急，从电话里，我都可以听出何小平的慌张。第二个电话我打给了集团法律顾问马军。听了我在电话中所说，马军大吃一惊，他说：“你怎么这么没有头脑？他不能去这些地方，我早就提醒过他们的。”我说：“我并不知道，但应该想到，不过事情已经发生，责怪谁都没意义，你是法律顾问，该怎么做你清楚。我只是第一时间让你知道真实的情况。”第三个电话我打给了朋友孙文刚，希望他替我去看我妈妈，元旦带她去吃烤鸭。别的事情一时想不过来，谁也不知道接下来会是什么情况。

打完这三个电话，我心里开始坦然起来。

我把电话给了李霞他们，让他们用这个手机给家人报个平安。

我十分感谢褚时健，在这样的情况下，他还能对看守我们的公安说：“小先有病，你们要安排医生给她看病。”

第二天，来给我打针的小护士悄悄问我：“我看你不像坏人，怎么他们说你们是坏人，不准和你们说话？”我也小声说：“不让你和我说话就不要说，不过我绝不是坏人，你放心。”

被幽禁的五天

“褚时健在河口被抓了……”我想过这个事件可能会引起轰动，不过到后来我看到和听到关于此事的各种版本时，还是被惊得瞠目结舌。那是后话，眼下，就在河口宾馆的房间里，看着窗外浓密的亚热带植物，想着自己几次河口之行的不同际遇，心头涌起了“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感慨，这种悲凉不是为自己，而是为我隔壁房间那位孤独的老人。

因为幽禁，日子变得冗长而拉杂。我们不能到别人的房间，小丁和张师傅在走廊的另一头，甚至都见不到。李霞真是个好姑娘，本来和爱人出来玩的，现在滞留在房间里，彼此还见不上面，她却表现得十分平静，并没有抱怨、后悔或坐卧不安。我想这是因为内心坦荡，我毫不谦虚地说，就像我，因为坦荡，我也平静地面对到来的一切。

褚时健一个人在一个大房间里，我每天径直走进他的房间，和他聊天。他表面上仍是波澜不惊，说话的语速和平时没什么不同。但我知道，他的平静和我们不同，事情毕竟因他而起，他要面对的比我们复杂干倍万倍。何况在这个时期，他的老伴在河南没有音信，儿子流亡国外，女儿又让他体会了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悲凉。家破人亡，面临牢狱之灾，他的心境想必十分纠结和复杂。

我小心地问他：“你真的能坦然面对中纪委的审查吗？”他说：“我说得清楚。”

就这几个字，我的心彻底放下了。我相信他，就像相信我的父亲。记得“*****”闹得最炽烈的时候，爸爸从北京办的军队学习班被送回了昆明，他们这些当年的酋长，因为“站错队”要被送到以严酷著称的盘溪学习班。在他们背着自己的行李，坐上大卡车被送走之时，我混在人群中大叫：“爸爸，一定要活着。”爸爸回过头来，眼睛里有种金属的光泽，他说：“我不会死，雪山草地都走过来了。”我一直记得父亲的话，一直到两年后他平安回来。

此后的两天，我们接受了省里来人和北京来人的询问。我很客观地讲了来时一路的情况，很明显，这和逃离国境没有关系：从地点的选定到中途的变故，整个事件有着太多的偶然，不可能是一次计划周密的出逃。再说褚时健等人都是用自己真实的身份证办理的短时过境手续，有这样愚蠢的逃犯吗？我心里清楚，这只是一个契机，让调查人员在跟踪了很长时间后，终于有了拘捕他的机会。

我还知道，在我被带走问话后，因直到中午还不见我回来，褚时健要求他们注意我的身体，因为我当时是个身体虚弱的病人。中纪委办案的同志告诉了我这个事情，并且热心地提供给我一个治胃病的药的名字，可惜我没有记住。

1997年1月1日晚上，褚时健告诉我：“我们可能很快就要被带走了，你们没有什么事情，可能会让你们回家的。”我看着他的眼睛，问：“是什么，双规吗？”

褚时健也不清楚，说：“可能是。”

“那咱们什么时候才能见面？”

褚时健想了想，说：“两个月吧？要是双规，时间不会长。”

我心里似乎有个声音，让我冲口说出这样的话：“你可能要做好更长时间的准备，说不定是两年。”一语成谶，我再次见到他，是在两年后的法庭上。

褚时健沉默了一会儿，说：“本来想认你当女儿，马老师和映群都同意，但时间不合适，就没告诉你，现在看来还拖累了你……”

我打断了他的话：“百年修得同船渡，这是缘分。下次见你，我会叫你爸爸。”

也就在这时，一群人走了进来，我在人群中看到了令狐安。在众人的目光中，我离开了褚时健的房间，我知道，我再也不能和他单独说话了。

折翼滇南

1月3日上午，我从窗子里看到我们来时乘坐的克莱斯勒公羊汽车，还有一辆日本越野车。我知道，褚时健、丁学峰、张启学就要被带走了。

我和李霞不顾看守人员的阻拦，奔到了宾馆大堂口，目送他们离开。一位当地的干警突然走上前，对将要上车的褚时健说：“厂长，不管出了什么事，我们都感谢你，你给我们地方造福了，老百姓不会忘记。”

河口公安局的一位副局长把我们剩下的四人召集在一起，告知我们：“你们可以回去了。”陈绍牧问：“现在吗？”副局长回答：“三点以后。”我说：“扣留我们五天，要给我们一个说法。”

副局长的回答让我们差点儿笑了：“你们找我要说法，我们三十多个干警节日不得放假，守着你们，我找谁去要说法？！”

三点以后，我们离开了河口。从那时到现在，17年过去，我再没有到过这个边陲小城。

当天晚上，我们住在弥勒烟草公司的小宾馆，并为李霞买了一个生日蛋糕。直到这时，我才感到自己眼中聚满了泪水。只是它不往外流，而是流进了心底。

1月4日，我们回到昆明。见到的第一个人，是律师马军。

1月5日，我如约到机场接人，在机场见到了中国作协党组副书记王巨才，他兴冲冲地告诉我，他一直想见褚时健，感谢玉溪卷烟厂对延安烟厂的支持和帮助。我无语。

高洪波敏锐地发现了我的异常，把我叫到一边，我简单地说了情况，他的神情一下子凝重起来。

汪曾祺笑眯眯地问我：“小先，我的画你送给厂长了吗？”我说：“早送到了。”他又问：“我们今天就可以见到他吗？”厂接待科科长王道平说：“厂长已经退了。”汪老不解：“退了就不能见了？那不更方便吗？”

从机场到玉溪，我一直无语，我想到，在厂里、家里、单位里、朋友中，我还有多少次要回答这样的问题，要多少次面对人们的质疑。我抖擞精神，要来的，都来吧。

一到烟厂，我先见到了字国瑞董事长，向他汇报了情况，然后见到了副董事长黄某某、总工程师李振国。

在厂里，每一个见到我的人，神情都有些异样。我不解释，不声辩，我没有这个义务。只有汪老除外，他是我的忘年交、恩师呀。他把我叫到房间，问我：“到底出了什么事？”我突然间有种想哭的感觉，从这件事发生到现在，我很坚强、很理性，连褚时健都说：“看你处理这些事情，不愧是军人之女。”但当着汪老、高洪波这些朋友的面，我有了想哭的感觉。

听完我的简述后，汪老沉默了。一个小时之后，王道平跑来告诉我，汪老找不到了。

我们四下里寻找，在红塔酒店21层旋转餐厅的一个角落里见到了他，他独自一人在喝酒。我一直不知道汪老当时的心境，一个文人，对一个只见过几面的企业家，怎么会有如此深厚的情谊？

现在，他希望的“你我闲闲坐”不会出现了，“滇南烟草王”已折翼于滇南。而此后没两年，汪曾祺告别人世，那幅表明二人友情的画作也不见了踪影，一切想来，令人嘘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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