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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烟外出拳缔造帝国（第2页）

蓝鹰造纸厂原本是“二炮”下面一家濒临倒闭的造纸厂，“红塔”接手之后，引进了一家德国公司作为合作伙伴，迅速振兴了这家纸厂，生产的产品行销国内外，并获得了中国国家科技二等奖。而“红塔”也通过和这家公司的合作掌握了核心技术。

到大规模投资珠海仁恒纸业的时候，“红塔”已经掌握了一些高难技术，但珠海这个项目的落地，黄某某可谓绞尽脑汁。这是公司组建以来最大的一笔投资，总投资额为4-5亿元。为了尽量节约投资，避免被那些反对烟外投资的人指责为铺张浪费，在完成细致的综合考察之后，他们在引进设备时采取了从八个国家分拆引进再组装的方式，这种方式为他们省下了一亿多元。

这也凸显了这批初来乍到的投资人当时小心翼翼的情形。

接着他们遇到了人才问题，高端人才都不愿意到玉溪来。在综合考虑之后，褚时健决定把这个当时中国最牛的造纸企业放在珠海，并全权委托德国人进行管理。这个项目在很长时间内都是“红塔”烟外投资利润的重要来源，并一度成为“红塔”烟外投资的象征性企业。

红塔集团“谋局”：能源

在烟草配套投资展开的同时，褚时健开始紧锣密鼓地在能源领域出牌，核心就是澜沧江水电站的开发。其实，在褚时健招兵买马之前，国家电力部门已开始谋划澜沧江水电的开发，第一个开建的是装机容量150万千瓦的漫湾水电站，1995年投产时，它证明了澜沧江是中国所有大江大河中最值得开发的一条，单位成本最低，效益最好。漫湾水电站的单位投资成本，甚至不及三峡水电站的一半。

一条资源如此丰盈的大江，国家电力部门当然不会轻易“松手”。

但褚时健还是等来了机会。这个机会是这样出现的：云南省政府和云南省电力局正在联合投资大朝山水电站，但工程刚刚开始就没钱了。这时候，他们不得不请来国家开发投资公司和红塔集团有限公司的领导，他们希望“红塔”参与进来，成立一个澜沧江水电开发有限公司。这将是中国第一家地方性非电力企业正式介入电力行业投资的公司。

谈判在刚刚投产的漫湾水电站进行，国家电力局局长、国家开发投资公司总经理、云南省政府、云南省电力局和云南省计委领导都参加了，褚时健没有参加，派代表去参加谈判。他们按褚时健的部署提出了三个条件：第一条，必须要占有比较高的股份；第二条，必须实行公司制；第三条，“红塔”要有一定的回报，褚时健要求回报率不能低于15%。实际上，回报率是一个很模糊的概念，就褚时健当时的战略布局而言，虽然没能实现独家开发澜沧江的目标，但基本达成了一项协议，所以，具体回报率多高是次要的。

在他们提出的这三条要求中，第一条被接受了，但第二条——实行公司制，按股权发言——遭到了电力部门的强烈反对，他们认为电力就应该由电力主管部门说了算，为什么要实行公司制？没有道理。但“红塔”的代表坚持要求如此，并且取得了国家开发投资公司的支持。在现实和实力面前，电力部门不得不选择妥协。于是一家由几个公司联合组建的澜沧江水电开发有限公司成立了，它按比例分割了整个澜沧江水系的电力开发资源，最后确定的股权比例如下：国家开发投资公司50%，红塔集团有限公司30%，云南电力局10%，云南省计委10%。在后来的中国电力改革中，国家开发投资公司和云南电力局持有的股权划拨给了华能集团。

在公司成立大会上，还闹了一个小小的插曲。确定了这个股权比例以后，这个公司就准备成立了，按出资股份多少的顺序在大会上发言。第一个发言的是国家开发投资公司电力部主任，第二个发言的是“红塔”的代表。不过，为这个事情，电力局朱局长一直耿耿于怀。他对“红塔”的代表说：“我是电力局局长，代表云南，你代表谁啊？”本来是确定他当董事长，后来他一生气，说他不当了，叫了一个副总来当。这个局长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人，但是他们当时的观念就是如此。

“红塔”之后进入了大黑山电站，在和电力局签署了“一揽子”协议之后，算是真正踏入了电力投资的核心地带，并相继进入了阳宗海电厂和曲靖电厂。

在澜沧江水系，这个公司规划了13级电站，“红塔”自始至终是其重要成员。但让人扼腕叹息的是，在褚时健遭遇牢狱之灾后，后任者不断割让、削弱“红塔”的电力板块。今天的红塔集团，只持有澜沧江水电开发有限公司12.6%的股权，不再具有褚时健开创时期的雄心，不过他们持有的资产净值仍然高达数百亿元。

在投资电力的同时，褚时健也在谋划着修建昆明到玉溪的高速公路，这是云南省第一条真正的高速公路。不过，如果从纯投资的角度看，这不一定是褚时健的兴趣所在。这条路是他经常进进出出跑项目的路，一百多千米经常要跑四五个小时。听说昆明到曲靖建的一小段高速公路通车了，褚时健叫上司机直奔过去跑了一趟，回来就做出决定：建一条双向六车道的昆明到玉溪的高速公路。这条公路投资了25个亿，是云南目前质量最好、投资收益最高的一条高速公路。它秉承了褚时健一贯的追求质量的原则，投入使用将近15年之久，才有了第一次大的修补。现在，它每年带来的净利润高达五六亿元。

红塔集团“谋局”：金融

1995年，“红塔”踏进金融领域。

这是一个多少有点儿意外的消息，前身为北京首钢的财务公司的华夏银行，正和国内一批同类性质的超大型国企的财务公司一样，在国家政策的鼓励下，通过股改成为一家股份制银行，参与到中国越来越大、越来越诱人的金融盘子的竞争中来。

他们找到了“红塔”，希望“红塔”能够参与到这家股份制银行的组建中来。

褚时健知道这是一个不借的机会，在和黄某某、刘会疆商量之后，定下了两条原则：第一，“红塔”必须占有足够多的股份，这个股份能够保证“红塔”在董事会里面有发言权、有席位，这是基本的要求；第二，“红塔”必须是发起人，不接受其他形式。

在条件得到满足后，谈判代表打电话回来汇报，要求一周内必须打入5.4亿元的投资款，褚时健立即就同意了，并马上安排财务办理。前后三天，红塔集团就成了华夏银行的第三大股东。这是他们进入金融领域的开始。

褚时健领导时期的“红塔”投资，对机会的反应是果断而迅速的，在入股大朝山水电站的时候，当他们提的三个条件得到答应，谈判代表也是给褚时健电话汇报，几十亿的投资几分钟就决定了，机会抓住了。

随之，“红塔”加快了金融投资布局的步伐，进入的银行有华夏银行、光大银行、交通银行、广东发展银行、富滇银行和玉溪市商业银行，并几乎在这些银行都取得了董事席位。

他们接着进入的是保险和证券领域，华泰保险和太平洋保险是“红塔”最早涉足的两家保险公司，而国信证券和中银国际证券则是“红塔”较早入股的证券公司。在此之后，又作为第一大股东组建了红塔证券。在银行、保险、证券领域，“红塔”差不多手握10家公司。

在金融布局的过程中，“红塔”旗下的两家公司——红塔兴业和红塔创新，曾发挥过重要作用。这两家公司一家专注于风投业务，一家专注于股票市场，他们先后控股、参股了很多公司，并把近30家公司送入资本市场。

关于金融布局的规划，红塔集团当时的计划是：第一步选择参股，确保每个行业有数家参股公司；第二步是在每个行业都有一家能取得控股股东或大股东地位的公司；第三步是成立一个中国最具实力的金融控股集团。

红塔集团的金融集团化布局，比国内任何一家公司都要早，这并非是因为褚时健懂金融，而是因为他有非常宽广的视野和战略格局。最后虽然没能成为一个“帝国”，但在市值最高的时候，红塔集团的金融资产也接近1000亿元。

褚时健入狱后，“红塔”投资在烟草配套板块、电力板块、交通板块、金融板块之外又拓展了医药板块，“红塔”控股云南白药和昆明制药，谋划成立云南医药集团，他们策划了上海制药和华南制药的收购（两家公司都已拟定合同，最后被叫停）。按他们最初的梦想，“红塔”握有的将是长江以南的中国制药业。但褚时健入狱之后的局面已今非昔比，没有人来支持完成他们的梦想。褚时健入狱两三年后，“红塔”在烟外的投资遭到了整体压制。一位负责红塔投资的领导人感叹：“我只能这样说，如果不是停滞了这十多年，现在应该是几千亿、近万亿了，而不会是今天的局面，‘红塔’本来是最强的。”他认为，如果褚时健没有出事，“我们再像从前那样走十年，我们一定是全国最大的控股公司，一定是！”

时至今日，褚时健布下的烟外出拳，虽然未能完成他们从烟草帝国到电力帝国再到金融帝国、医药帝国的最初梦想，但他们拥有的烟外净资产已经远远超过了1000亿元，投资得到了非常好的回报。不过，红塔集团的烟外投资至今都没有在内部得到足够的承认，褚时健之后的领导人，多满足于烟草带来的现实利益，而不是抱持更大的振兴民族工业的宏愿。也许他们认为，即使烟外投资做得再成功，他们也花不到这个钱。所以，很多曾为红塔投资立下汗马功劳的人，也只能处在红塔集团决策层的边缘位置。

作为褚时健领导下开创“红塔”烟外事业的重要成员，刘会疆认为，褚时健的独特魅力在于让人无可拒绝地相信他，和他在一起工作有一种特殊的安全感，让人不会惧怕失败，和他一起工作，就会相信一定能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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