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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等待与相见（第2页）

门外站的是明明。我才发现他没跟着大家一同回更衣室，满头都湿漉漉的，好像从湖里捞出来一样。肯定是去洗手间了，但光洗脸怎么可能把头发都洗得湿透了呢？不明白。不过，我小时候有次换牙，牙齿将落未落，十分难受，索性横下胆子，把自己的脑袋按到洗手池的水龙头下，开足了凉水冲，在这种掩护下极为坚决地把那颗乳牙自己拔了下来。挺疼的，要不是有水在脑袋和牙齿间不停地流淌，我可能下不去手。

但明明可能不是为了缓解什么疼痛，无论是身体的还是内心的，只是不想让大家发现他哭了。我没问。沉默是彼此间最好的尊重。不太记得清我们一行四人是怎么走出更衣室的了，也不知道是谁叫到了车。一路上，车窗外掠过的楼房与高架桥全化作了简单的线条，像黑白漫画草草涂抹的边际，无限而单调地延伸，使我们置身于没有光影的隧道。时而的颠簸让我在清醒与迷茫间摇晃，直到明明突然开了口，告诉教练，他想退了。教练短暂缄默，随后不声不响地点了头，不知是同意还是理解。米乐没有答话，他先前也说自己不想踢了，但此时说出了恐怕也毫无意义。无论他想踢与否，那张红牌带来的停赛使他注定不能在决赛中登场。对他来说，初中的所有比赛都完全结束了。

我好难过。我们赢得了胜利，却好像输掉了剩下的一切。不仅如此，还严重地伤害了别人。

初二以来，我都习惯往医院里跑了。伤病的阴霾笼罩了整整一年，宛如一场幽暗而密织的雨，不给人一点喘息的空子，冲刷得从头到脚浮现出灰暗的陈旧。眼神却被天花板上敞亮的灯光牵引，梦游般走到了骨科诊室那里。坐着李天城和艾尼瓦尔的长椅告诉了我们阿齐的所在，短暂的眼神交汇算是打过招呼，教练走进了诊室，我们仨留在了外面。没敢和理工的同学坐在一块，即使艾尼瓦尔明显地往长椅的远端挪了挪，我们还是缩到了对面坐下。

诊室的门没完全关上，我们却没有一人进去，连张望的都没有。明明说，现在应该是在钉钉子。我们这种没什么医学常识又没受过大伤的小孩能想到什么呢？历史课讲到欧洲史的时候，看过的那张耶稣画像吧。什么意思啊？米乐毛骨悚然。听到明明这话，对面的两人不觉抬头，脸色惨白得像一张纸，明明自己的短发也都快立起来了。没人再发言，似乎都在门外的嘈杂声中捕捉着门内的动态——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自己好像没这种勇气。据说能听到锤子敲打在钢钉上的声音，我记不得了，耳边犹如响彻没有接收到任何频道的电台的嘶哑。“佗用刀刮骨，悉悉有声”，小时候看这个故事只觉得关公勇敢无畏，后来每每读到都是不寒而栗。细碎的声音宛如噩梦的银指尖在步步紧逼。[1]

“你那时候好勇敢啊。真的像个大英雄。”

“那是打麻药了呀。我自己都不敢看呢。嘿嘿，其实没告诉你们，做这些处理之前我哭得稀里哗啦的。到了医院以后，我躺在那个救护床上，在一楼等电梯。等了有三分钟吧，电梯一直下不来——这还挺常见的。那时我突然觉得自己掉到了一个冰窟窿里，不只是太疼了，疼的要死，更是怕，短短的几分钟像几年一样漫长，我以为自己要完蛋了，来不及治疗了，要被生生耽误得截肢了。越想越感觉脚凉透了，所以就疯了一样地哭，哭得陪我来的教练都吓傻了。后来是有个护士路过了，问我怎么回事。我稀里糊涂说不清楚，但她能看见我的状况，就说别怕，能治好的。也不知道为什么吧，她一说我就好了些，起码哭得不那么厉害了。医生护士的话的力量也太大了，好像是老天告诉我，我还有得救呢。”

而那天下午诊室外的时间与阿齐多年后和我说起的等待同样漫长。我知道，他所承受的痛苦与恐惧是我们这些肇事者与旁观者永远不能感同身受的，但那种忧惧还是在细微的响动里蚕食着内心的支柱。他不会站不起来了吧？不会以后要一辈子坐在轮椅上吧？我毁了他。米乐似乎这么说了，声音很轻很轻，轻到像花瓣冻干后的碎裂，无声无息。也许说话的不是他，而是我的内心。五月初的燥热骚动，已能够从消毒水密布的潮湿中炙烤人的心。需要一点凉气或是一点水，大概是一块冰。夏天里的一块冰，它不会融化，只属于渴望在时间里静下来打个盹的人，如果他还能背负着良心上的不安入睡。曾经那么多个日日夜夜，我躺在酷暑的封冻或灰烬的寒冷里，反复思考自己手上的血。无意中犯下的罪终究是罪，我面对它，一如米乐今天勇敢地来到这里。但该怎么弥补呢？不知我现在出现在这病房外是不是弥补，或许只是在接受命中注定的惩罚。过去曾躺在病房里的是另一个人，身上连着各种仪器，但代表心跳的那条线终究悲哀而无奈地渐渐趋于平缓。爸爸妈妈以我们今天可能有的姿态相拥着等在门外，光在黑夜里黯淡扑闪。那时的我在做什么？坐在下铺上看被自己找回手套上的那首诗，窗外深沉的夜色隐藏了一个人再不可能出现在我生活里的未来与必然。

我想到了梅梅，希望她立刻出现在我的面前，告诉我怎么办。但她不在。我身边的是米乐。命运对他说出了黑色的玩笑，或是一个弥天大谎。在持久的时间里转了一个大圈，我们竟来到了生命里曾记住却不曾来过的地方。

“柯柯。”忽然间，他抓起了我搭在腿上的手。我疑惑地望向他。

“你好像很难过。”他的眼睛肿得就足够让我心疼了，“是想起什么了吗？”

我垂下脑袋，点点头，又摇了摇。

“不怕。”他这么说着，却还是在夏天打抖，分明是和我一样害怕。我攥紧了他的手，一起发抖。

“队长，害怕的话就哭吧。从来都没见你哭过呢。”明明还真是不了解我呢。可望着他被反复擦试过的眼睛，我绷紧了脸上的神经，尽力地点了头。李天城和艾尼瓦尔听到了什么，从对面走了过来。前者蹲下来安慰我们，说没什么事的，霍队一定会好起来。后者缓缓解下了背上的书包，摸索一阵子后又掏出了我们曾吃过的奶干。那是一阵仓促而有些疯狂地咀嚼，我们像吃着一块必须嚼碎而又绝不想碰的苦药，闭上眼睛把它塞到嘴里大嚼特嚼。远自数千里之外的牛奶与阳光在剧烈的碰撞中化为汁水，差点呛到了我。陡然想起小学的最后两年里姐姐好像比现在胖一些，也许，只是也许，是她吃了很多很多东西吧。至少我现在就想再多嚼点什么，把它们在牙齿间彻底碾碎，毫不留情地咽到肚子里。那段时间我吃饭吃得很少，在家每次拿起筷子时都不能不注意那个空空的座位，眼泪滴到饭碗里，越吃越咸，最后不得不丢到一边，将自己锁进房间。或许姐姐是为了不想起什么事，吃起饭来就狼吞虎咽，好让自己有足够的力量在需要的时候敲响我的房门。

“好了。”一位医生从诊室里走了出来。他戴着口罩，但好像还是有些熟悉。

“爸，怎么样？”明明赶忙起身，我们几个也很快反应过来，像幼儿园小孩围住分零食的阿姨那样围了上去。处理好了，有点严重，等消肿以后手术吧，应该是一周后。爸爸，你刚刚是在钉钉子吗，还是插钢板？他还好吗？疼吗？是那种长钉子吗？明明一连串地问。你小子别刚学会几个词就信口开河。兴许是猜到明明已做了一番“普及”，他摘下口罩，很严肃地扫视了我们每个人一轮，下了个判决：你们几个，听好了，我不管他说了什么，总之全都不作数！不要害怕，我才是医生！

说完就走了。他需要休息。也许他在儿子面前很少这么威严，明明的爸爸从来是个非常随和的人，但对自己的工作一定极为认真。我们到底是一知半解的小孩子，太容易被恐惧本身打败。

我至今不知道那稀疏细微的声音是不是真的存在过。被走出来的两位教练允许进入诊室后，我们看到阿齐的脚正常多了，牵引在一块从床上延伸出的小架子上。他本人很虚弱，但看到我们进来后，还是勉强地笑着晃了搭在床单上的手。

“别哭啦。我这不是好好的吗？”他一如既往的温和笑容让我们连头都不敢抬了。李天城和艾尼瓦尔先上去跟他说话，应该讲了很长时间，最后他们俩才满怀歉意地告诉他，非常对不起，球队没能打进决赛。阿齐十分耐心地听着，直到最后，也只是眼皮微微跳动了一下。

“看来穆铮没骗我，一中还是挺难对付的。”他的手指立了起来，指向站在二人身后的我们，“这次算你们运气好哦。”

“对不起！”米乐猛地冲到了阿齐面前，弯下腰，头也四十五度地垂了下来，两眼闭得死死的。“颈项都伸得很长，仿佛许多鸭，被无形的手捏住了的，向上提着”，大概就是这种姿势，我也加入进来了。[2]

“干啥呀，向全国人民谢罪吗？”他有些狡黠地笑了笑。

“对不起。都是我不好。我会赔钱的，多少钱我都赔。我也会负责到底的，一辈子都负责！”米乐说着说着又哭喘了起来，一下呛到了自己，咳个不停，我忙拍打着他瘦小的背。他轻轻推开，还想坚持向面前的人承诺。

“什么乱七八糟的，我才不要一个男孩子对我一辈子负责呢。你可换个人吧。”单薄的声音里哼出了一股小孩子开玩笑时常有的淘气劲，能让任何人瞬间真诚地放下心头的紧张不安。

“欸？可是……”米乐的忏悔与许诺被打断了，有些茫然地愣在那里。

“小不点呀小不点，第一次吃红牌吧？舒服吗？”他颇为得意地在米乐眼前摇了摇手指，好像那张红牌和他自己现在的处境毫无关系。大家也都不知道该怎么回答，米乐咬咬嘴唇，说确实是第一次。

他用舌头舔了舔自己有些干的上嘴唇，要我们把床头的矿泉水递给他。咕嘟咕嘟地喝完后，他拧紧了瓶盖，看我们把瓶子稳稳放好，那只有气无力的手骤然打出了一声清脆的响指。

“你们都忘掉今天的事吧。我就这么告诉你们，我不在乎，一点都不在乎。谁也别多想，回去以后好好吃饭睡觉，好吗？天城，最后一场比赛你们也要好好踢，不仅要拿到铜牌，还要帮艾尼瓦尔拿到金靴。没问题吧？至于你们几个……”他歪过脑袋看着我们仨，手指指向了明明，“你小子决赛的时候小心点，别伤了。伤筋动骨一百天，一百天后我就能活蹦乱跳。到时候咱们约场友谊赛吧，我要亲手收拾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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