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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之惑（第3页）

问：国家有关部门评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人，您夫人作为公认的黄梅戏首席代表，却不在那个剧种的传人名单之内？

答：不在。

问：据说，您不是任何一级作家协会会员？

答：不是。

问：据说，您不是任何一级文联会员？

答：不是。

问：据说，二十几年来您没有参加过任何会议？

答：没有。

……

这位先生在问答之间不断嘀咕：“不可思议！难以置信！大家全搞错了，搞错了！”

不知道什么“搞错了”，他没有说。

另一番询问，来自北京一位已经离职的记者柳女士。她如果不离职就见不到我，因为我不接受记者采访。

问：“听说不久前您在纽约联合国总部演讲中国文化生命力而获得极高的评价，成为联合国网站的头条新闻？”

我没有回答，只点头。她却摇头了，自言自语：“国内媒体完全没有报道。”

问：“听说几年前您受邀在联合国世界文明大会上发表有关中华文化的非侵略本性的主旨演讲，也引起轰动？在华盛顿的国会图书馆发表的演讲，又大受欢迎？”

我又点了点头，她又摇头了，还是同样的自言自语。

问：“据台湾报纸报道，今年上半年您到台湾各大城市演讲君子之道，每场都座无虚席、人满为患？”

没等我点头，她又紧接着问：“据台湾报道，双目失明的星云大师为了迎接您，特地从澳大利亚赶回台湾，坐着轮椅到火车站，等了您半个小时，这是他平生从来没有做过的事？”

我点头。

最后，这位离职记者又问：“为什么那么重大的文化事件，大陆都不报道？”

我答：“因为每次我都不是官方派出的，媒体无法拿捏。”

但我又马上解释，如果是官方派出，我就不可能在联合国世界文明大会上以一个独立文化人的身份发表主旨演讲了，因为如果那样，其他国家的**也会提出对等的要求。

……

不错，我什么也不是，什么也没有。但是，我“不是”的，只是“名”，我“没有”的，也只是“名”。

它们只是一种“集体共名”，而我却是叔本华所说的“这一个”。“集体共名”是千人一面的仪仗，我有幸被“除名”，成了一个侥幸的独行者。

本来，“协会”并不是我，“代表”并不是我，“委员”并不是我。我只是深夜滑动在稿纸上的那支笔，我只是冒死跋涉在沙漠里的那双脚。我无法让那孤独的笔加入热闹的笔会，也无法让那遥远的脚汇入整齐的排演。

我不必为了保住某些名号而不断开会、发言、记录、传达了，不必为了晋升更高的名号而时时顾盼、窥测、防范、疏通了。这会节约多少时间和精力，省去多少人格折损？

我有不少朋友，曾经对我摆脱名声羁绊后的轻松深表怀疑。看了几年，发现我的轻松是“彻头彻尾、彻里彻外”的，便逐渐羡慕起来。但他们还是没有放弃，总是告诉我，只是为了办一些重要的事而不得不利用名声，迟早会像我一样全然割舍。然而，直到他们退休，还是未能割舍，而且又在竭力追求退休人员间的各种“名誉职位”，仍然焦躁不安，明争暗斗。

这是因为，我早已明白，即使自己并不反对的那些“名”，也只是通用招牌，没有实际意义。

我愿意被人说成是“学者”，但“学者”也是一个“集体共名”；

我愿意被人说成是“行者”，但“行者”又是一个“集体共名”。

我愿意被人说成是“东方人”、“中国人”、“浙江人”、“现代人”，但这些“人”都是“集体共名”。

这就是说，拿着一串串“集体共名”来为自己加重，其实是在欺骗自我。因此，就像不能执着于名，也不能执着于我。借用佛教语汇，既要破“名执”，又要破“我执”。

连“我”都不在乎了，还在乎“名”吗？禅宗慧能大师说：“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名，不管是好名还是恶名，都是“尘埃”。“无我”，也就是撤除了招惹尘埃之物，因此也就撤除了一切苦恼。

这个问题，本书后面《我在哪里》一文中还会论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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