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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封书信就能导致君臣反目（第1页）

对越国彻底放下心来的吴王夫差在西施的陪伴下，享受着作为胜利者的犒赏。每过一段时间，就会有一批越国的能工巧匠被当做贡品送来，满足着夫差对于物质生活的极致享受。在姑苏，夫差大兴土木，建造了春宵宫，挖大池，设青龙舟，与西施戏水为乐。不久，再修馆娃宫、灵馆，并取数百大缸为基，上铺良木，由西施穿木屐佩铃起舞。环佩声响，回荡九霄，美景美人，令人沉醉。

公元前486年，卧薪尝胆、养精蓄锐的越王勾践计划着兴兵伐吴，范蠡再一次以时机不当劝阻了他。公元前484年，吴军北上，与齐国征战不休，越国君臣再一次整顿礼物财帛，向吴国进贡。同时，那些收受了大量越国好处，又对伍子胥抱有排挤心理的吴国文官势力，不断地进言，使夫差与伍子胥之间产生了巨大的裂痕。终于，这位杰出的军事家，没能战死沙场，马革裹尸，却倒在了君王的猜忌和同僚的排挤之下。

公元前482年，吴国精锐尽出，在夫差的率领之下，一路向西北进发，与晋国开始争夺霸主地位。强大的吴军以武力为后盾，终于获得了号令天下的权力，史称“黄池之会”。

此时，越国一直等待的机会终于到来了。多年的征战和杀伐，固然让吴国得到了名义上的盟主之位，然而，却也实实在在地损耗了这个强大国家的基石。多年战争，即便常胜，也会产生巨大的伤亡，何况多位北方诸侯虽然没落，但也依旧掌握着强大的军队。吴军虽然获胜，实现了各种战略目标。但是，这支所向披靡、战力强劲的江南吴军，也已经疲劳不堪了。

范蠡、文种等人多年的计划已经到了收获的时候，忍受着长久屈辱的越国就像压抑太久的弹簧，瞬间释放出了令人瞠目结舌的强大力量。在吴军主力远在北方的时候，越国大军发动了这场蓄谋已久的复仇之战，一举攻破吴国首都姑苏，留守国内的吴国太子遭到击杀，越军一番洗劫之后，撤兵讲和。而从遥远的北方赶回的吴国主力，在疲惫的状态之下，也没有足够的把握。于是，两国于年底讲和。

公元前479年，还没能完全抚平伤痕的吴国再一次遭到了越国的攻击，越军前锋部队越过五湖区域，陈兵江畔，与吴国部队隔江对峙。第二年，越军于笠泽（今江苏吴江一带）开始突击渡江作战，早已养精蓄锐许久的越国部队连续三次击败了疲惫不堪的吴军。一时间，吴军尸横遍野，一败涂地。在近卫部队的拼死掩护之下，夫差才得以逃生，率领残部撤回姑苏城死守。

公元前475年，越军大部完成了对姑苏城的包围，范蠡却下令围而不打，消耗城中有生力量。公元前473年，在将近三年的围困之后，吴国部队军心涣散，士气低迷，整个吴国再也无力组织起一支能够力挽狂澜的抵抗力量了。越军趁机大举进攻，逼迫夫差蒙面自尽，彻底摧毁了吴国的行政体系，并将吴国王室赶尽杀绝。年底，吴国灭亡。

公元前486年，凯旋而归的越王勾践意得志满，甚至许诺与范蠡共治天下。然而，范蠡却做出了出乎所有人意料的选择：退隐江湖。抛下了所有的荣耀之后，远遁齐国。并且，给好友文种写了一封信：

“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为人长颈鸟喙，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乐。子何不去？”

这封书信很快送到了文种手中，然而文种却没有听从好友范蠡的劝告，功成身退，反而继续留在越国，位极人臣。享不尽的荣华富贵，让文种有些麻痹了。越王勾践的性格受到了范蠡的极大影响，在勾践世界观的形成过程中，范蠡的各种引导，让他非常了解这位君王。

公元前473年，越军平吴，北渡淮河，与齐、晋徐州会盟，称贡周天子，周元王赐越王以祭祀贡祚，命其为伯，越国声威大震。以淮上地与楚，归吴所侵宋地于宋，与鲁泗东方百里。一时间，越兵横行于江、淮东，诸侯毕贺，号称霸王。

越国一雪前耻，国内欣欣向荣，谋士如云，猛将如雨，精兵悍卒杀气腾腾，一派霸主气象，大有席卷天下的帝王之姿。当年所忍受的耻辱和压迫，在这一刻，都千百倍地回报了它们的价值。然而，在这一片繁荣的背后，却暗流涌动，范蠡给文种的一封书信，在看似坚固稳定的越国朝堂上，敲击出了一道难以愈合的、君臣猜忌的裂痕。

不久之后，心中有些忐忑的文种，似乎真的感到出现了什么问题，他有些不敢面对这位昔日共患难过的君王了。隐隐之中，文种有些后悔没有听从老友范蠡的劝告。越王勾践似乎不再是那个谦卑宽厚的明君了，一股含而不发的霸主杀气，让文种感到越来越冷了。

果然，朝中很快有人进言，称文种心怀不轨。勾践听闻，立刻召见了文种，并赐下宝剑，表彰了一番文种的功绩之后，命他带着这份治国才华，去地下“辅佐”前代越王，去打败前代吴国。文种接过勾践赐下利剑，自杀身死，被葬于越都西山之上，后世称之为“种山”（今绍兴城内卧龙山）。

吴既灭，范蠡引退，致信种曰：“高鸟散，良弓藏，狡兔尽，走狗烹。”文种得范蠡书后称病不朝，人或谗文种且作乱。越王乃赐文种属镂之剑曰：“子有阴谋兵法，顷敌取国。九术之策，今用三已破强吴，其六尚在子所，愿幸以余术为孤前王于地下谋吴之前人。”

——《吴越春秋》

并不是说范蠡的一封书信就让勾践、文种君臣反目，就此开启了君臣猜忌防备的先河。自古以来，从来没有无权利的义务，也绝不会有无义务的权利。是非对错，个中曲折，永远都掩盖在厚厚的时光尘埃之中，而永恒不变的，唯有利益。

并不是勾践真的如范蠡所言，长了一副难以共同享乐的面相，也绝不完全是文种的才华和智慧令君王寝食难安。只不过，雄心勃勃的君王，永远不会真正安于现状，他们只会希望有越来越广阔的疆土，越来越庞大的帝国。所有给子民休养生息的仁政，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于实现自己欲望的过程。如果利益需要仁慈，那么就仁政治国；如果利益需要战争，那么王旗所向，就势必是子民赴死之地。

文种的目光和智慧很长远，他的执政理念如果能够持续地施行下去，那么未来的越国，必将所向披靡，攻无不克，战无不胜，一统天下。然而勾践显然不再年轻了，他没有足够的耐心继续为后人积蓄力量了。他只希望，在有生之年，自己能够品尝到足够美味的权力，至于未来，那么就交给未来罢。

并不是文种的破吴九策（在会稽地方志《越绝书》中称破吴术为九，《东周列国志》中则称破吴术为七）引起了勾践的警惕和猜忌，只不过是这所谓的破吴之术，自然是应该用于破“吴”的，而吴已灭亡，此等权谋，应当何处？而制定了破吴九术的文种范蠡，显然已经失去了与越王勾践共同的敌人和目标，反而，范蠡渴望的绝对自由、文种追求的千秋霸业，都已经和君王本身的欲望和目标，背道而驰了。

只不过范蠡选择了弃官从商，凭借着出众的智慧和才华，潇洒人生，而文种却始终没能明白，勾践的霸业，不是越国的霸业。

与那一封把君臣矛盾如此尖锐地摆在台面上的书信无关，所谓君王，只不过是把所有是非全部抛在脑后，只把利弊放在心头的无情人而已。每当他们的方向发生了改变，不能及时调整自我目标的臣子，都会很快变成国家轨道改变路途中的绊脚石，或粉碎，或颠覆。对于掌握了国家力量的君王来说，还是前者更好些。

导致了君臣反目的并不是范蠡的书信，只不过是，君子只说“道不同不相为谋”，而君王都习惯去做的是，“道不同赶尽杀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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