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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部分（第2页）

二舅母又到城里来了。说是妈妈病危，瞪着眼睛，口里不住地呼喊我的名字。舅父母怕妈妈的时日不多，特地来接我出去。

舅母到处找我，我仍在大街上蹓跶，快到午后一点才回家。舅母把我大骂一通，邻居们也在帮腔，骂得我抬不起头来。

舅母将我们简单的行李拢了拢，雇了车，就要把我带走。邻居大婶、大嫂你一言，我一语，尽是对我的指责：

“这孩子越来越野了，阿妗（舅妈）要好好管教管教他！”

“成天不在家，都在外面瞎混混，别让他上学了。”

“对，弄个竹篮子给他，挂在脖子上，让他去卖光饼、卖油条，自己养活自己。”

“不对，还是让他去推大粪车，跟在车后闻臭！”

我们就在一片“卖油条、推粪车”的嚷嚷声中，离开了大杂院，从此再没有回来。

妈妈怎么啦，她好起来了吗？请看第三章《丧母之痛》。

第二章流浪生涯

小亮亮（即作者小名）和母亲向着福州方向流浪。为了救出入狱的父亲，他们已经阮囊羞涩山穷水尽。饥一顿、饱一顿。母亲为了让孩子吃饱，自己却饿昏路旁。一支部队路过，救起母子。母子跟随部队，并与副官结婚。还收养了一个小妹妹，一家人度过了几年快乐时光。

1949年，部队南下，路过福州。他们见到了病危的外婆，给她老人家料理了丧事。部队又去厦门，母子仨留在福州，后与继父失去联系。母亲为了养活儿子，卖了女儿。苦撑苦熬不到两年，终于病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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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中国人喜欢过生日。把生日当作一个新生命的开始，自然值得庆贺。但是，当一个新生命诞生之时，岂不知孕育它的母亲，却经受着生死存亡的严峻考验。有俗语说：田螺生子半条命。成年后，我有机会摸了一面盆的田螺，把它们养在水里，观察母螺生子的全过程：母螺为了把孩子生出来，必须先把身体翻出螺壳之外，产下幼螺之后，再将身体缩回螺壳里去。如果这时候静静的水底被意外地震动，螺壳移了位置，使母螺产子后找不到归宿，那它的生命就等于结束了。因此，西方人习惯将自己的生日称作“母难之日”，实在是对母亲的一大尊敬之举。基督教的初期教会，也不给人过生日，因此对教会的元首耶稣基督的具体生日也没有记载下来。直到教会不断扩大，异教徒纷纷转入基督教，使他们的生活习惯融入基督教，才想到要给主耶稣基督过生日，却没有确切的日期，只知道大体是在冬天，下雪的季节。到公元354年的教会儒略历里，在12月25日这一天，记下了“耶稣诞生于伯利恒”的字句。后来才将这一日子，追认作为纪念耶稣降生的日子。因为儒略历与阳历有半月之差，后来就将这前后半个月，作为“圣诞节期”。

母亲在舅父、母家，已经住了一个多月了，她的病情已经发展到不太知晓人事的地步。所以舅母不得不到城内，将我接出来。

听大人们闲扯，母亲曾经赤身露体冲出大门，跑出半条横街巷。她张开双臂，伸向天空，披散着头发，一路高喊“解放台湾，解放台湾！”她应该是思念爸爸过于殷切，急火攻心，而导致的精神分裂症吧！一般精神分裂症患者，对寒暑已失去辨别的能力，他们的心里会爆发出一种虚火，既不怕冷，也不怕热；而且还有一种难以制服的爆发力，即使是平时的懦夫，这时也会变成勇士。舅父抓了一床被单追了出去，在四周充满惊讶的目光中，用被单将母亲囫囵包裹起来，和舅母两人连推带搡地弄回家来。

从此，舅父母在马桶间的空地上铺了一张草蓆，让母亲睡在那里。整日地锁上门。除了三餐送饭时打开，其余时间都锁着。只怕母亲再跑出来。我被叫唤出来后，就陪在母亲身边，和她共眠。常言道：虎毒不食子。母亲虽然疯癫，却知道躺在她身边的是她的独生儿子。当她清醒的时候，会直愣愣地望着我。但她毕竟太劳累了，以致心力衰竭，更多时候是处于一种半休克状态。

母亲的病，没有请过正儿八经的医生，倒是请了算命的、卜卦的。有一次舅父领着我到城内北街的什么宫去，抽药签。我们步行到了那里，穿过小小的门洞，进到香烟缭绕的神像前。舅父买了香，点燃了，面对神像念念有词，大约是求菩萨医治他姐姐的病。然后将青香插进香炉里，拿出装满竹签的竹筒，一边念词，一边摇晃签筒，让它能从中跳出一支竹签来。如果同时掉出的不只一签，要重新来过。直到正好掉出一支时，再从地上拾起这支签，在香火上头绕三圈，口中仍然念词，大约是：“菩萨啊，若这只签能治我姐姐的病，请你给我启示。”然后再从香炉边取出以老毛竹笋头风干破成两爿的“信杯”，绕香三圈后往空中一抛，让它自然落地。若是一阴一阳，则表示菩萨已答应：此签可用；若是全阴或全阳，则要重新来。那天是抽了第二十四签（签房将所有疾病的药方归纳成若干种，每种病一个处方，治愈治不愈，看你自己的造化。因为任何疾病都有治愈和治不愈的可能），拿到签房去，向师傅付款取出木板印刷的一张药签，回来到横街巷对面的和生余药铺，取了中药，回家煎了。按仙宫师傅的吩咐，调入香炉灰作药引，让母亲服了。

母亲服药以后，睡得很安稳。第二天清晨五点半左右，舅母在楼上喊我，让我起来给母亲喂开水。我到伙房打了一杯开水，用汤勺搅拌晾了，开始给母亲喂水，但母亲始终不开口。她眼睛直瞪天花板，眼白翻出来，但我并不觉的吓人。我只是对舅母说（当时我还是说普通话）：

“妗妗，妈妈不喝茶了。”

“什么？”

我又说了一遍：“妈妈不喝茶了。”

“松松（舅母这样称呼丈夫），快问清楚，振铎说什么？”

舅父就问了我，我再说了一遍。只听舅父重重一拍床沿，说：

“坏了，快起来。”

舅父很快就披衣下楼。舅母尾随其后。舅父打开门，跨进马桶房，蹲下身子看看母亲。用手掌捋了母亲的双眼让它们合上，摇了摇头，无奈地说：“准备后事吧！”

舅父家设置两台织布机，大小他也是个老板。人家称舅母都叫松松嫂或老板嫂。两台织布机一台由舅母娘家侄儿志源表兄操作；另一台雇一名女工，是个寡妇。我们叫她玉英姆。舅父母则称她为玉英姐。还有两架纺纱机，用来纺经纱团和纬纱只。

家里要为母亲办丧事，就把两台织布机和纺纱机都拆了，空出正厅来，请五六个和尚来念经，超渡亡魂。让母亲的灵魂有个归宿，不会成为孤魂野鬼。

舅父到城里的印刷厂去，向厂里要了三十五万元的丧葬费（旧币制，一万元等于后来的一元）。这在当时是很高的费用了，母亲在印刷厂还未工作几个月哩！

棺木放在正厅的一边，刷上红漆。和尚因地制宜地摆放了两排念经的桌子，还有木鱼、罄、钹、锣之类的法器。在棺木的旁边，安了一台轮回架。师傅吹着号角，走在前头，让我跟在后头，推着木棒，像驴拉磨似的围着轴心团团转。不知道要转多少圈，才算完事。据说是为了让母亲的灵魂离开十八层地狱，一层层地往上提升。

几个师傅端坐在桌前，穿着宽大的袈纱，面对特大号字的线装经书，念念有词的唱起来。他们时不时敲一下罄，击一下钹和锣，木鱼则不停地敲，构成一种阴森森的阴间气氛。仿佛他们正在阎罗殿里，跟阎王爷为我母亲的出生入死讨价还价呢！

和尚师傅们到底在念些什么呢？我钻到他们的胳肢窝底下，趁他们眯缝着眼的时候，认真看了看他们所念的经书。这些经书是大开本，毛边纸木板印刷，每页只有六七竖行，每行十来个字，都是“南无阿弥陀佛，救苦救难南海观世音菩萨”之类。虽然他们读得很慢，但因每页只有百十个字，所以读完一页也不需多少时间。翻书页是用竹签穿插在对折的两页之间，翻起页来不太难。时间渐渐逝去，也不记得这种法事到底要做多少天，至少七天吧！只记得我们每餐好饭好菜地供应他们，就是让他们能如此心安理得地来享用。他们吃饱了，喝足了，罄、钹、锣、木鱼之声又余音缭绕起来，吸引许多从门前路过的人们驻足侧目。

母亲就这样被封闭在那一口红漆棺木里面，永远不会再起来。在农历十一月二十三日这一天，也是她出生的日子，走完了她整三十八年的人生路程，没有多出一时半刻。她为了生养我，将身体翻出螺壳。由于世事的动荡，使她没能翻回她的螺壳里去。早早地抛下了我：这个给她带来诅咒、带来厄运、带来不幸、不该出生的孩子。

法事总算做完了。和尚师傅开始收拾器具，和舅父清算劳务费用。当他们都走了之后，时值近午十点钟，大门所有的门板被拆卸下来，大红棺木被抬出门槛。此时，女眷们开始掩面哭泣，真哭假哭只有她们自己知道。这其中有我的舅母、堂舅母和姨姨。但我并没有哭。也许我是惊呆了。因为我始终还未弄明白，我唯一至亲的亲人，我的母亲，到底为什么会被收拾到红漆棺材里去。从母亲不喝茶开始，直到棺木抬出门槛，整个过程都像录像片一样历历在目。我不能接受这个事实。今后我该怎么办？也许舅母在母亲说她像只母猪一样只会生孩子的时候，她所下的毒咒应验了？

突然，一只大巴掌重重地搧在我的右脸颊上。我本能地伸出手去捂住痛处。我几乎晕眩了一会儿才清醒过来。疼痛使我大声号哭起来。行刑者堂舅依栋总算满意了。棺木顺利地离开大门，“孝男”也哭出声来了。

作为唯一的孝男，我跟着棺木后面，一直到仓山师范学院再往后的坟山上，那里早已挖好一块长方形的深坑，然后用长绳子将棺木慢慢缒下坑底，抽出绳子，填上土，在棺木头部地方，埋下一块薄薄的石板墓碑。由于碑块太短，经土掩埋，只能看清一半的内容。第二年清明，舅父曾领我去扫过一次墓，后来好象就不再去了。

妈妈临死的前几天，老奶奶——就是舅父的养母七婶婆说，这一定是浙江原配丈夫的鬼魂来了，要讨回他的妻子。她主张在马桶间门口插上三柱香，答应我的先父，待母亲病好了，立马将我改回来姓胡。请先父不要叨扰母亲。但母亲还是死了。母亲死后，第一件事就是给我改姓。从此我便叫胡振铎。继父对我们的养育之恩就此一笔勾销了。

听大人说，浙江曾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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