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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5部分（第1页）

城出援之敌诱至寒葱岭，一场漂亮的伏击战，毙伤敌400余人。

打下一座县城，政治、经济、军事利好多多，却也绝非易事，许多时候想都不用想。1937年9月25日夜，魏拯民指挥部队，出其不意，攻其不备，首先割断电话线，然后摸掉哨兵，一举突入辉南县城，拂晓时分顺利撤出。别的不说，越冬物资置办全了。

同年（无月日），《抗联第二军和第五军政治军事情况的材料》中说：

第二军政治委员魏拯民是一位忠诚笃实很有毅力，富有一切能力，久经斗争的革命家。

身上揣着朝鲜语读本，有空就读，向身边同志请教，练习对话。像他这种职务，又戴副眼镜，即便不端架子，也易使士兵感到敬畏，甚至格格不入。他却能让大家把自己的所思所想，都向他倾倒。他是首长，关键还是个病人，打仗缴获到什么“好嚼裹儿”，给他送来些，他再送给伤员病号。即便是在一块干粮的价值，绝对高于今天同等重量的黄金的日子，倘若有那么块干粮，有老人说他也会与大家一道分享。

听说魏拯民牺牲，官兵失声恸哭。

1940年春安图县两江口战斗中，一个士兵腿部负伤掉队，被魏拯民发现。这个自己拄根棍子走上一阵子都要站那儿大口喘上一阵子的病人，连背带拖，硬是把伤员弄回了15公里多远的密营。

对于1路军来说，这是个从未有过的凶险、危殆的时刻。

程斌叛变后，东边道西部几县党组织和残余部队，不约而同地东进。这一刻，杨靖宇一路不断分兵诱敌的部队、被打散的部队，以及各地密营的后方机关的小部队，正在撤离濛江，陆续北上。途中不断与敌遭遇，牺牲、被俘、失散。一是到处都是敌人，很难躲避；二是必须弄吃的，就得见人，就可能碰上“赵廷喜”，敌人就来追打。而在途中和在濛江失散的，找不到部队，也不知道“甩”的地点，再牺牲、被俘、失散。一些人就在当地，或者回家，或者投亲靠友，远走他乡，隐姓埋名，潜居下来。

1940年4月8日，曹亚范在濛江县龙泉镇西翁圈被叛徒杀害后，1方面军的境况亦如上述。

与此同步的，就是1940年4月（无日）《魏拯民同志给中共代表团的报告》（以下简称《报告》）中说的：“一般干部中在思想上、行动上，已发生了或大或小的变化，动摇、悲观、失望等现象。”

魏拯民是3月在桦甸县头道溜河得知杨靖宇牺牲的消息的。追悼会后，即主持召开南满省委和1路军干部会议，史称第二次头道溜河会议。决定警卫旅和2、3两个方面军主力出击长图线以北，在穆棱、五常、宁安、汪清等地分散游击，同时加强政治工作，努力改善官兵生活条件。并决定从部队抽调一批干部，恢复、开辟地方工作，重点是延吉、桦甸、磐石地区。还决定派总部秘书陈秀明去苏联，希望通过苏联的帮助，恢复与党中央的联系。

魏拯民在《报告》中说：

自一九三七年以后，这些地方党组织，都先后遭到破坏，其主要原因是：由于叛徒等的告密，与该地的工作人员被捕或被害等所造成的。从被破坏后，大部分地区工作没有恢复，这主要是有轻视地方工作的思想，所以在被破坏之后，即未派人进行恢复工作；同时也不培养有关这方面的干部，持着放之任之的态度，然而，在各地方尚保持着秘密同志个人关系的存在。

魏拯民明白，眼下已不是当初建立、发展党组织的那种环境了。遍地的“集团部落”使地方工作千难万险，绝非一时半会儿就能见到成效。但是，抗联要生存，要战斗，就离不开人民，地方工作就必须千方百计去开拓，否则只能坐以待毙。

这时，敌人的“讨伐”重点已经开始从东边道转向延吉、吉林地区。9月底，野副昌德的“讨伐”司令部也推进至延吉，准备进行秋冬季“大讨伐”。在此期间，韩仁和率领的警卫旅，金日成率领的2方面军，陈翰章率领的3方面军，在老天爷和土地爷的协助下，四处出击，均取得相当成绩——留待后叙。

魏拯民把应该想到和能够做到的，都想到了、做到了。

就算能把古今中外的名将都请来，也无力回天了。

应该是1940年8月吧，魏拯民指示：“年老体衰者、其他对革命工作有妨碍者向苏联疏散。”

从10月下旬开始，在飘飞的初雪中，2方面军和3方面军余部，踏着满山落叶陆续过境撤入苏联。

“弃置”

魏拯民给中共代表团的《报告》，开篇是这样子的：

敬爱的同志：

在正式报告我南满党与第一路军的各种问题之前，先陈述一下我们几年来的感想。

自一九三五年七次代表大会（指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笔者）以后，在一九三五年秋季，在哈尔滨接到王明同志的著作《为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而奋斗》小册子以后，就完全断绝了中央与北满的关系，因而也就得不到中央的具体指示与中央发行的文件与通讯，即对一般群众所发行的书籍报纸等亦见不着迹影。同时，狡猾的日贼还从四面进攻我们。一切的工作，都是幼稚的。我们有如在大海中失去了舵手的小舟，有如双目失明的孩提，东碰西撞，不知所从。当目前伟大的革命浪潮汹涌澎湃之际，我们却似入于铜墙铁壁中，四面不通消息，长期闷在鼓中，总听不到各处革命凯歌之声。

这封有年有月无日的信，应该是在第二次头道溜河会议前后写的，应该是由陈秀明送去苏联，交给中共代表团的——这是头道溜河会议的重要决定之一。

我们今天看到的这封信的节录，是从日文翻译过来的。据说，陈秀明下落不明，共产国际方面也未见到这封信——这位被仙人洞老人亲切地称为“八个爪”的原桓兴县委书记，凶多吉少应是无疑的了。

就算这封信送到了苏联，又有什么用？王明、康生早夹着皮包走人了，谁还管东北抗联？

许多老人说，今天几号了，星期几呀，那时没这个，也用不着这个。清明栽土豆，谷雨种大田，那时庄稼人挂念的是节气，种庄稼不能误了节气呀。参加抗联了，一年里印象最深的日子，一个是看到树枝鼓苞了，高兴啊，抗联的好日子要来了。再一个是树叶落了，天气凉了，老天爷变脸了，愁啊，这一冬怎么熬呀？什么生日、年节呀，没了，连大年三十都不知什么时候就过去了。有人问现在是民国多少年了，有人就说多少年了咋的，你还能包顿饺子，给大家伙儿过个年哪。新兵会问现在是“康德”多少年了，有人就骂：去他妈的“康德”！

1936年3月16日，在延安出版的第263期《红色中华》，在一篇介绍东北抗联的文章中，竟将赫赫有名的赵尚志，写成“郑尚志”。同年5月12日的《下江抗日救国青年团的新任务》中，则说“满洲游击队中有名的女将李红光（现在十八岁）”。不排除抗联和早期游击队中，有叫李红光的女性，可这“有名的女将李红光”却是谁呀？有名的、连在延安的毛泽东都知道的李红光，只有前面已经写过的、一年前牺牲的1军1师师长兼政委李红光。

把“赵尚志”写成“郑尚志”，问题不大。东北四大游击区难以通联，信息隔绝，可以自己想办法。可与中央失去联系，对于这支原本就难以支撑、一直在奋力支撑着的队伍，意味着的却是什么？

周保中屡次派人进关找党中央，连人也没了踪影。派人去苏联，欲通过共产国际与中央联系，也是一样。1938年1月16日，周保中从7军饶河驻地出发，越过乌苏里江，在苏联比肯滞留一个多月，除了得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已经回国外，仍是一无所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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