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敌人的压迫和残害,更增强了华工怀念祖国,向往抗日的热情。恐怖手段并没有能压熄华工的反抗怒火。凭直觉我知道有几个人是有来路的(回国后知道了他们身份,证明我的估计不错),即使在那样的条件下他们也不动声色地做了许多:仁作。有人用仅有的换洗衣服跟工人换来白糖,而不久有的电机就烧毁了,同时华工中就悄悄传播白糖掺进润滑油中浇人电机内可以造成烧机事故的“秘诀”。诸如此类的事不断发生,日本人用分化、逼供办法追查许久,到我们回国也没查出个究竟。坦白地说,一群在国内时政治信仰并不一致的人,来到敌国都站稳了“自己是中国人”这一立场,团结成一股力量。
最令人难以相信的是,我恰是在日本国土上第一次读到的《大众哲学》和《革命人生观》这两本书。至今我不明白,在日本人那样严密检查,反复搜索下这些书是怎么弄到日本,并在华工中传阅而又始终没被发现的!只这一件事就坚定了我们一个信念:“中国不会亡!”
当然在回忆那段不堪回首的生活时,我也不会忘记善良、友好、爱和平、有同情心的日本普通老百姓。张海迪同志访问日本时,那位义务替她推轮椅;中国山东儿童艺术团访问日本时,义务照顾孩子们生活,领他们旅游的老人中元幸广,当年就是我们的舍监之一,是惟一不打华工的舍监。多少年来他献身于中日友好,退休后每年自费来中国学习中文,以便有中国朋友访日地他能更好的服务。那年,他从报纸上知道我到了日本,千里迢迢从山口县赶到东京,跟会务人员说:“我是来向邓先生赔罪的,他在这里受苦时我没能尽力保护他,我要向他道歉,希望你们能叫我见他一面。”在我开会期间,他竟然在我住的饭店对面小旅馆中租了一间房,只为了每天在我休息时跟我见上一面。我问他为什么对中日友好这么热心?他说:“中国人给了我深刻的教育。中日两国人民不是敌人,我们共同的敌人是战争,是残暴的军国主义分子,我们两国人民应像兄弟那样相处……”当年与我一同在那工厂劳动过的一个小姑娘现在已经作了祖母的朋友,听说电视上出现了我的形象,马上要求电视台专为她放一遍认一下是不是他认识的那个人。电视台应邀放过后,她就打听我的行踪,一直把电话打到我在奈良的住地,头一句话就说:“真对不起,当年没法保护你不受欺侮……”而她自己的家人,战争后期完全死在广岛的不幸中了。(我劳动的地方距广岛只有18海里!)
那些把杀人放火、侵略别国领土、掳人为奴的战争至今仍谎称是“解放亚洲人”之战的先生们,他们只讲日本是遭到过***轰炸的惟一国家,却从不讲为什么***会落在日本,更不讲是谁使发动侵略战争的后果落在普通日本人民身上!正因为如此,中日两国人民更需要世世代代友好下去,为不使历史悲剧重演而携手奋斗!
重返德山
去广岛有前一天,秋冈先生轻声问我:“你想不想到你小时候做工的地方看看?”
还在北京未出发前,清水正夫先生就曾关切地问过公木同志:“听说邓友梅先生小时候在日本劳动过,是真的吗?”
多年来我是绝口不提这段往事的。明年我就算年逾半百的人了。在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我很遭遇些艰难困苦,但有两段生活(假如那也算生活的话)我一直不愿提起也避免回想。一是“***”横行年代天昏地暗的岁月;一是在德山那一年的非人生活。
当年,像猪羊一样,被赶进堆满矿石的船舱。一千多吨的小船像落在滚水锅里的一只饺子,反转颠簸七天七夜,终于靠在下关码头上。那时我刚满13岁。船上二百来名中国工人,是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各处,用各种手段“集中”来的。在下关检疫所脱光身子消毒后,我们一批四十人,就换乘机动木船,沿濑户内海被押往山口县。
半夜,船在一个工厂的破烂码头边靠岸了。穿过满是管道的曹达工厂,走过黑沉沉、空荡荡、一付破败景象的市街,走进一处铁丝网圈着的华工宿舍,还没进去就听见沉重的殴打声和压抑着的**声。鱼贯进门后,只见沿墙的水泥地上,一溜跪着四五个赤膊的中国工人,两手举着凳子,一个穿着马裤马靴面目狰狞的日本人,正揪住一个中国工人的胳膊,狠狠地往地下摔……
“教官正在惩罚偷懒的人!”押送我们的人说,“在这里要守纪律,不然就受惩罚。你们就站在这儿看看吧!”
由此开始了名为“养成工”,实际是“征用工”的生活。每当回忆起来,就像个铁蒺藜一样刺得心头出血。所以,数十年来除去在入党时我讲过一次外,就是对母亲和爱人也没说过那些细节。在女皇**肆虐的时代,他们在千人大会上宣布我“从十三岁就当卖国贼”,“双手沾满了鲜血”时,我倒是力争要讲讲这些细节,但一张嘴就被一位虽没穿马靴马裤、却有同样狰狞面目的汉子一拳打得张不开嘴了。
不愿重去揭那已结痂皮的伤口,所以,这次到日本我一直没有提出去德山的愿望。主人是太殷勤,对诚心诚意与中国人民友好的日本朋友何必再谈这些往事?逝者已矣,我们还是携起手来共建中日友好的未来吧!但是,随着在日本停留时间的延长,我想看看德山的愿望愈来愈强烈了。
在德山做工时,我在碳酸镁车间。那时,日本青壮年男人,大部分被征去打仗了,和我们并肩劳动的只有妇女和未成年的“勤劳奉仕”的学生。日本军阀从日本人民身上吸干了骨髓,人民的生活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吃的是“代用食”,十几岁的姑娘劳动时穿的是露肉的烂布片。正常劳动一天12小时,到月底要干几个彻夜。“勤劳部”的监督员,骑辆车在各个车间转,到处搜寻“思想不良”的人和“怠工”的人。他们宣布每一个日本公民都是“战胜者”,都有权管理、督导“中国征用工”。可是共同命运抹去了民族的界线,我们躲在一个角落里偷偷歇气,一看到勤劳部的人赶紧互相关照;我们在一个防空洞里躲避轰炸,互相把安全角落让给对方;我们在一块河滩上捞取海草,烘干后一起分食这些珍宝。有一次,我病了,几个大婶把我藏在车间角落里休息,慷慨地把我份内的劳动空额分担下来。没想到她们刚把车推走,勤劳部的人就过来了,把我从高烧的昏迷状态中踢醒,吼叫着:“谁叫你偷懒?你对大东亚圣战不满吗?”大婶们一听到这声音,撂下车全围过来,争着说:“他在发烧,我们叫他休息的。”勤劳部的人又叫:“你们有什么权力?你们能负责吗?”她们说:“我们替他把劳动额分担了,怎么不能负责?”那个人还要纠缠,一位老大娘悄悄转到炉旁按了下电铃开关,出炉的铃声震耳欲聋地响了,人们喊着“出炉了!”拉起我向炉门拥去。勤劳部的人只好骂骂咧咧地溜出车间。他一出门,人们哄笑着又拉我回转炉后去休息。原来并没到出炉时间,电铃是拉来撵他的。大家说老大娘是“智多星”,老大娘却把我搂在怀里哭起来。她说她的孩子被征兵走了,现在也在外国,她惦记她的孩子,所以想着我的妈妈一定也在日夜挂念我。
工厂里有一些年轻的女工,住在叫做“爱国寮”的集体宿舍中。有时候我下了午夜班,舍监又派我去给住院的伤病号送饭,送饭时要到“爱国寮”捎带上女工们的饭盒。她们当中有的只有十六七岁,小孩子容易熟悉,她们很快和我成了朋友。有个叫百合子的小姑娘和我在一个车间劳动。她在实验室上班,每天在车间门口走过,总要客客气气鞠躬说:“邓友梅先生早晨好。”到车间来取样时,总找机会向我打听一点关于中国的情形。听我讲起家乡的情形,她总是把眼睛睁得大大地说:“是吗?这样子吗?跟宣传的可不一样呢!”
有一次为一件事我和监督人争了几句,那个人就打我,一边打一边问:“你还敢顶撞?”我说我听不懂他的日本话,他伸手就把我刚打开还没吃的饭盒夺过去扔到水沟里。正这时百合子取样儿来了。一看见她,我就感到耻辱像火一样烧得我全身颤抖,我不顾一切朝那个人叫骂起来。那个人抓住我,发疯似的殴打。百合子赶过来拉住那人说:“厂长在找您,命令您立刻去一下。”她把他支开后,轻轻对我说了声:“真对不起。”然后低着头,满脸通红噙着泪走开了。我无心再顾那个饭盒,一个人躲到角落去饮泣。过了一阵,一个女工拿着饭盒找到我,说是百合子拣回来,托她送来的。打开盒盖,见里边放着下个用紫莱包着的饭团。
在那军国主义统治全日本、中国人到处受敌视和蔑视的环境里,一声“邓友梅先生”,一个紫菜包的饭团,代表着多么祟高的正义感和真诚的友情啊!正是这种人民之间的同情友爱战胜了法西斯制造的残暴与偏见,历史才得以进步和发展的吧!
战争的局势终于倒转,工厂停产了,工人被赶去拆毁要疏散的居民房屋,大片大片住宅被拉坍在地。平日一起共患难的大婶大娘哭哭啼啼,被赶进向外疏散的人群。就在日本军阀高喊“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口号声中,我回到了祖国。几个月后我在新四军听到***在广岛爆炸的消患。广岛距德山不远,那些共患难的大娘大婶,和百合子一起的年轻伙伴都安全吗?我希望***只射向日本军阀,不要伤害那些和我一样吃苦的穷人。这当然是孩子的想法。
时间过去35年多了,我又来到了日本。我怎么会不想探望一下德山这块土地,再见见共同度过艰苦岁月的老朋友呢!这种向往之情,一定被清水先生察觉了,他们热心地为我做安排。
秋冈先生像个老大哥,他主动提出陪我一起去。
八号那天,雨后初晴,一早晨,中国新闻社的山田先生和大村先生就到旅馆来接我,一起乘坐新干线“光”号快速列车去德山。比起这三位先生,我倒成了“老德山”了。我拿纸画了一张德山的简单地图,标明了当年工厂、宿舍、车站、医院几个位置。我指着图简单地讲述一些当年生活情况。听到中国工人和日本工人所遭受的苦难,他们的面色都沉郁下来,山田先生极力把头扭向窗外,以掩饰眼中的泪光。我忽然想到,这次来,我是找朋友叙旧情的,那些应对侵略战争负责的人,历史已作了清算,何必再提呢!为了扭转气氛,我把草图交给山田先生,问他:“你看,画得还对吗?”
山田长长吸了口气说:“我只能说你画的工厂、车站两个位置还对。旧的德山我没到过,战争后期这里已经炸成瓦砾堆,一切都是重建的。”
广岛到德山,坐新干线火车只要20多分钟。山田先生指着窗外说:“这就是你干活的工厂,德山曹达株式会社。”
我在德山时,曹达工厂是最大的工厂,除去附近还有一个水泥厂和一个较小的东洋曹达工厂外,再没有工业。现在望去,沿海一片数十里,全是银白色工业建筑物,要在它们中间分辨出德山曹达工厂来,是很困难了。
我们在中国新闻社德山支社稍稍休息,支社的西村先生问我希望看看德山哪些地方,我把我画的草图交给他。他说:“请稍等一下。”便拿着这张图走出去,过了三四分钟他笑嘻嘻地回来说:“我为你复制一份40年前的德山地图,想不到您画的这张图大体方位和地图是一致呢!”大家听了都伸过头来拿两张图比较。西村说:“可惜你要看的许多地方看不见了,比如你住的宿舍,不仅房子没有了。那条街也不存在了。那时德山只是个小镇,现在已成为现代化的都市了。”我说:“看到德山这样兴旺、发达,即使我看不到老地方也高兴。”他说:“发达也带来新问题。这里是日本污染严重的地区之一,震动世界的水俣病就在这一带。我们在为这个斗争呢!”
德山曹达工厂派人来接我们,驱车直到办公楼。这一路应当是我最熟悉的,我却找不到一丝相识的痕迹了。工厂的董事、人事部长、专务齐集楼门口欢迎我。到会客室刚坐下。董事长友清英雄先生热情地赶来,他正在召开一个会,临时把会停下赶来了。人们告诉我,当年我在这儿做工时,董事长还是个20多岁的青年工程师。战后这个厂被封闭四年,原来领导人根据他们对侵略战争应负的责任,大部分已被清洗出去,现在的领导层是战后新起用的。董事长先生深深鞠了一躬说:“热情欢迎您来,在那个年代,您在这里吃苦了。”
我说:“侵略战争给中国人带来苦难,也给日本人民带来了苦难,我这次来是想探望一下老朋友。”
董事长说:“是的,现在咱们厂正在为日中友好努力工作。化肥车间的产品就是为中国生产的,全厂用的原料也大部分来自中国。希望中日两国人民永远友好。”
当年和我一起劳动的工人,大部分都已退休或去世了,许多人已经四散。听说我要来,人事部的朋友费尽力气找到两名和我同一车间的工人。两位老同事急忙赶来见我,男的叫贞本胜美,女的叫藤井光子,都是50岁以外的人了。贞本先生和我不熟识,可是藤井光子一见我就愣住了。望着我足有几分钟,眼睛闪着泪光说:“啊,你的模样还能认出来,好几十年了,又有见到,这是真的吗?”
我依稀记得藤井先生的面貌,但这名字却想不起来。我说:“你是住在‘爱国寮’的吧?”
“爱国寮?”她激动地说,“这个名字多久没听人讲了,现在的人都不大知道它。你走后不久。这里遭到一次轰炸,‘爱国寮’炸毁了,有五个女工被炸死……”
我问她知道田中百合子先生在什么地方?在座的人谁也说不出这个人落到了什么地方。
我心中有些怅然。
工厂全变了。他们填海建厂,把面积扩大两倍多,产量则增长了许多倍。厂房、设备、食堂等等都完全重建过,可是厂内道路走向仍保持着原来的规制。当汽车慢慢驶过一座小桥时,我说:“这地方没有变,当年我们在这捞水草充饥的!”车开过工厂的码头,那里停着巨大货轮,正装载运往中国的化肥。我对朋友们说:“这个海滩、这个码头就是我上岸的地方,我也多次在这里卸过从中国运来的原料。那时,这里是装载仇恨的停泊所,今天成了友谊的桥梁。我希望我们两国人民携起手来,再不让那样的历史悲剧重演。”斋藤先生说:“您是作家,您把这一切写下来吧,现在的年轻人已经不大知道那个时代了,而这是不该忘记的。”
我们在车间外面逗留一会,然后把汽车开向附近最高的一个山顶。这山我来过,当年曾从山上背竹子下来盖防空洞,现在站在山顶,俯瞰德山全市,禁不住热泪夺眶而出。在过去1乃世纪里,我们跨过了多么长的一段历史进程。当年我来日本时,我的祖国正在流血,满目疮痍。这里迎接我的是侮辱、饥饿和奴隶般的无偿劳动。经过30多年的战斗,我们社会主义的祖国已经屹立在东方,在国际上我们有真挚的朋友,但也只是在我们强大了之后,才受到人家的尊重。在国内,我也曾不满足于我们的贫穷和落后,对我们的缺点和错误,我曾满怀激愤之情。可今天,我站在邻国的山上,才看清几十年来我们已取得了多么大的胜利,这胜利对每个人的命运又有多么深刻的影响,这次来日本,我见到每一张欢迎的笑脸,听到每一句充满友情的谈话,都使我充满了对我们国家的感激和热爱。我希望我的国家变得更富强更美好,为了她的富强,我甘愿献出自己全部的心血和生命!
到山下,工厂为我们准备了丰盛的宴会。席间,斋藤先生再次提议要我把和德山的关系写下来。工厂原有个文学爱好者小组,今后要改成“邓友梅作品研究小组”。我对他们的厚意非常感谢,我认为用我的笔为日中友好尽力,是无可推卸的神圣责任。
回到广岛,我还久久不能平静。我为德山人民重建了生活而喜悦,也为自己承受了过多的友谊而激动。但是没有打听到百合子的下落,不免有些惆怅!这种怅然若失的心情,一直跟我到京都。一天晚饭时,“讲谈社”的朋友佐藤先生兴高采烈地跑来喊我:“快,你的朋友叫你给她打电话!”
“哪里来的?”
“光市,一个姓西村的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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