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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4保安（第2页）

是不是光听上去都头皮发麻？但这对施密特来说确是充满乐趣的一项工作。他毕生都在研究昆虫的形态构造、生理结构、生活习性以及毒性等方面的知识，平时被小虫子叮个两口是家常便饭。次数一多他居然被叮出了心得，认为亲自体验每种昆虫叮咬产生的疼痛有助于更好地了解他们的毒液。

于是这项研究就朝着自虐的方向一去不复返了。他使用了一种4分制评级系统，把昆虫的叮咬分成了从1到4四个等级。他把红火蚁（redfireant）叮咬的疼痛等级列为1级，战士黄蜂（warriorwasp）列为4级，并把叮咬后的感受形容为“就像身处岩浆中一样“。据施密特描述，自己常常需要在剧痛中拼命保持大脑清醒，仔细揣摩，才能把自己的感受准确记录下来。

这项痛并快乐着的研究最终成就了施密特的新书《野性的刺痛》（TheStingoftheWild）。在书中，他附上了下图这张以自己的亲身体会为依据编写的“施密特蛰伤疼痛指数表“，来感受一下。

挑选了两句极富文采的给大家欣赏：“小花蜂，痛感1级，轻巧短暂，甚至略显圆润，仿佛手臂上的一根汗毛闪起小小的火花。”“收获蚁，痛感3级，猛烈持久，仿佛有人拿电钻不停地挖着你内陷入肉的脚趾甲。”（摘自微博：英国那些事儿）

请收下我的膝盖！想知道这位大神最后会不会变身成为蜘蛛侠。

在上个世纪80年代以前，医学界普遍认为胃病和胃溃疡是由衰老导致的，并且没有细菌可以在酸性极强的胃液中存活。这种理论随着研究的深入受到了动摇。1979年，病理学家罗宾·沃伦（RobinWarren）在慢性胃炎患者的胃窦黏膜组织切片上观察到一种弯曲状细菌，细菌附近的胃黏膜总是有炎症。沃伦意识到这种细菌和慢性胃炎可能有密切关系。

沃伦随后找到了年轻的澳大利亚内科医生巴里o马歇尔（BarryMarshall）合作开展研究，他们以100例接受胃镜检查及活检的胃病患者为对象进行研究，证明这种细菌的存在确实与胃炎相关。此外他们还发现，这种细菌还存在于所有十二指肠溃疡患者、大多数胃溃疡患者和约一半胃癌患者的胃黏膜中。

经过反复的实验，马歇尔终于在1982年4月从胃黏膜活检样本中成功培养和分离出了这种细菌。这一年，他在一次学会上发表了幽门螺杆菌学说。会议午餐时间，一群消化科医生七嘴八舌调侃开了，说有个澳大利亚的土鳖居然认为胃溃疡是细菌导致的。不巧的是，这种议论正好传到了马歇尔的耳朵里。

这还能忍吗？暴脾气的马歇尔回到实验室，拿起一大杯含大量幽门螺杆菌的培养液就喝（为了使细菌更易存活，他还事先吃了几片西咪替丁降低胃酸……）。恶心呕吐的胃病症状很快就接踵而至。9天以后，检查报告表明马歇尔的胃已经被严重感染，细菌在里面济济一堂。这个结果令他和队友们都喜出望外。（也是蛮拼的……）

然而，沃伦和马歇尔的学说仍然没有立即得到应有的重视。随后马歇尔移民到了美国。1989年，这个细菌被正式命名为幽门螺杆菌。到了1993至1996年间，全美的医学界开始转变观念。沃伦和马歇尔的名字开始见诸世界媒体，成为消化病学界的杠把子。1994年，美国NIH发表了新的指南，承认大多数再发性消化性溃疡可能因幽门螺杆菌所致，建议使用抗菌素治疗。

2005年，沃伦和马歇尔因为这一发现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马歇尔也因为他的勇气与坚持收到科学界的尊敬。

PhilKennedy：为了研究大脑，切开了自己的头颅

PhilKennedy是一名美国的神经学家。2014年，这位67岁的老人在自己身上做了一项史无前例的实验--他花了2.5万美元请一位医生切开自己的颅骨，在大脑中植入电极。

这次疯狂的实验是Kennedy的语音解码器项目的一部分。他希望能够对人想象自己说话时产生的神经信号进行翻译，然后通过语音合成器输出。这就要求在实验对象的大脑运动皮层和电脑之间建立联系。然而由于赞助资金和实验对象的缺乏，这个有趣的项目已经难以进行下去。

出于对神经科学无比的热爱，Kennedy在2014年作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用自己来当实验对象。他说“到目前为止整个研究已经进行了29年，如果我不做点什么，那么之前所有的努力都付诸东流了。我不希望它中途夭折，因此我决定冒险一试。“（莫名觉得眼角有点湿润……）

从第一场手术醒来之后，Kennedy不能说话了。医生说在历时12小时的手术中他的血压激增，导致大脑肿胀，所以Kennedy是暂时瘫痪了。然而Kennedy却表示：“我一点也不害怕。我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是我设计了这场手术。“手术的副作用很严重，但几个月后他又接受了第二场手术，医生给他植入了电子元件，这样他就能从自己的大脑中收集数据。

巨大的风险带来的回报也是可观的，Kennedy的早期研究结果令人为之一振。他发现在大声朗读特定声音时，他所记录的65个神经元总是以特定组合表现出来。而在他默念这些声音时，也会出现同样的组合。这很可能是研发思维语音解码器的关键。

遗憾的是由于手术后Kennedy的颅骨不能完全闭合，他不得不在几周后将脑中的电极取出。然而此时取得的数据已经让Kennedy欣喜若狂了。目前这种实现人脑与电脑或假肢等外部设备直接交流的研究还在快速的发展中，希望Kennedy甘冒大险进行的实验能够顺利地进行下去。

屠呦呦：我有责任第一个试药

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颁给了发现青蒿素的中国科学家屠呦呦，这项荣誉令整个中国科学界备受鼓舞。然而你或许还不知道屠呦呦为青蒿素作出的另一重贡献--以身试药。

20世纪60年代，每年约有2亿至5亿人被疟疾感染，数百万人丧生。奎宁、氯喹等抗疟药已经引发了疟原虫的耐药性，全球面临疟疾灵药失效的严峻危机。美国在1963年启动了耗资巨大的抗疟药研制计划，至1972年已筛选出21.4万种化合物，但依然没有找到理想的新型抗疟药。当时作为疟疾高发区的越南领导人对中国提出请求，研制新型抗疟药成为一项紧急援外的重要政治任务。

1969年1月21日，39岁的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学者屠呦呦临危受命，作为课题组组长参加以寻找抗疟新药为主要任务的“523“项目。她带领课题组翻阅古籍、查找经方、请教老中医，就连单位的群众来信也仔细浏览以寻找线索，筛选出了100多种中药。然而经过实验，所有方案全军覆没，课题组开始考虑新的药物，同时对以前药效较高的中药进行复筛，其中就有青蒿提取物。

经过不懈地努力，终于在1972年，屠呦呦和她的同事从编号为191的青蒿素乙醚中性提取物中提取到了一种分子式为C15H22O5的无色结晶体，一种熔点为156℃～157℃的活性成份，他们将这种无色的结晶体物质命名为青蒿素。

为了让青蒿提取物尽快应用于临床实验，屠呦呦说道“我是组长，我有责任第一个试药！“。1972年7月，她与另外两名科研人员一起住进了北京东直门医院，成为首批人体试毒的“小白鼠“。结果显示未发现该提取物对人体有明显毒副作用。

虽然试药并未损伤屠呦呦的身体，但由于常年接触乙醚她患上了严重的中毒性肝炎。在那个艰苦的年代里，该实验室的成员大多疾病缠身。特殊的使命感使得这些科研工作者们已经把自身的安危抛在了脑后。此后，为进一步提高药效，中国科学家还研制出青蒿琥酯、蒿甲醚等一类新药。其中，青蒿琥酯制注射剂已全面取代奎宁注射液，在全球30多个国家挽救了700多万重症疟疾患者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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