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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缅怀之梦（第3页）

》的剧作，把故事拉到了成吉思汗的时代，基本情节如下：成吉思汗早年游历到燕京，结识过一个美丽的少女叫叶端美（Idame），但是，叶端美的父母见成吉思汗是少数民族，就不让女儿与他往来，并且很快把叶端美嫁给了大臣尚德（Za

ti）。五年后，成吉思汗席卷中原、摇撼宋廷，宋皇无奈，把自己的婴儿托给尚德抚养。这件事不久败露，成吉思汗逼索婴儿，尚德决定交出自己的婴儿来代替朝廷遗孤。然而尚德的妻子叶端美坚决反对，她认为，天底下应该人人平等，皇帝的婴儿和百姓的婴儿价值相等，为什么要以一个婴儿的死去换取另一个婴儿的生？为什么忠义精神竟包含着如此残酷的内容？她决定直接找成吉思汗评理。成吉思汗见到五年前的心上人，又惊又喜，宣称如果叶端美肯嫁给他，两个婴儿都可保全。尚德本着忠于宋廷的精神，劝妻子叶端美答应这个条件，但叶端美却劝丈夫与自己一起自杀，让成吉思汗看一看夫妻俩紧紧拥抱着的尸体。见此情景，成吉思汗终于深深地被感动了，他停止了暴虐，成了贤明君主。

首先，《赵氏孤儿》里的关键性情节——换孤，在伏尔泰这里受到了否决。叶端美以欧洲启蒙主义者的平等观念，从根本上批判了忠义精神。这实际上体现了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对于封建主义思想意识的否定和更替。其次，《赵氏孤儿》中的强烈复仇思想到了伏尔泰手下却被重重恋爱所包裹、所消溶。在《赵氏孤儿》中，屠岸贾是政治野心的化身，因此义士们必须以铁和血的政治谋略去对付；在《中国孤儿》中，成吉思汗本身就是一颗多情的种子，因此可以用壮烈的情感洪波把他感化。在两相比照中，人们很容易地看到，《赵氏孤儿》闪耀着理智和意志的冷光，《中国孤儿》散发着人性和情感的热量；《赵氏孤儿》面向着政治和社会的大局，《中国孤儿》立足于夫妻和亲子的关系。总体说来，《中国孤儿》所依附的思想基础比《赵氏孤儿》更前进了一步，但《赵氏孤儿》仍然可以以自己所体现的严峻逻辑傲视《中国孤儿》的温煦梦幻。《中国孤儿》中所体现的自然情感在冷酷的现实面前是无法实现的，成吉思汗巧遇五年前的情人而回心转意的情节勉强地使这种情感获得了胜利，但那毕竟是一种过于纤巧的安排、过于奇特的构想。中国人比较现实，明智的儒家思想锤炼了他们的观念和理智，约束了他们的自然情感，使他们具备了一种正视社会现实的坚毅精神。他们习惯于用政治的办法解决政治问题，用严峻的公理解决社会秩序问题，用恋爱的贞诚来检验婚姻问题，而并不把恋爱和情感置之一切社会问题之上，使它们几乎足以囊括一切。例如面对元代这样黑暗的政治环境，面对不少近似于屠岸贾那样的独裁寡头和政治势力，在中国人看来，《赵氏孤儿》所体现的精神要比《中国孤儿》所体现的精神更切于实用。《中国孤儿》以平等观念为武器对忠义思想的否定是大体正确的，但以人情和恋情为武器对复仇精神的否定则并不见得高明。欧洲启蒙主义的思想，既在总体上高过于迄止元代的中国传统思想，但又不能处处凌驾于中国传统思想之上。

歌德

也曾写过一个题为《埃尔泊诺

》（Elpe

o

）的未完成的戏剧作品，有意摹拟《赵氏孤儿》中最后一部分情节。《赵氏孤儿》最后有奇巧的一笔：孤儿终于被当作程婴的儿子被保存下来了，独夫屠岸贾为了褒奖程婴的检举之功，竟把孤儿认作义子抚养多年，待到孤儿长大，了解了全部情况，毫不犹豫地亲手杀死了“义父”屠岸贾。《埃尔泊诺》则写一个弟弟杀死了哥哥，并把哥哥的儿子抢来当作自己的儿子抚养，待到这个孩子长大，知道了自己名义上的父亲、实际上的叔叔的罪行，准备为自己的生父报仇。写到这里，歌德搁笔了，他一直未能把这个剧本写完。歌德为什么写不下去了呢？原来，在中国的观众看来，赵氏孤儿举刀杀掉“义父”屠岸贾是理所当然之事，而歌德却不忍心看到这种场面的出现。歌德考虑到了这位“假父亲”十余年来真心诚意的抚养，想到了孩子的成长过程与这位“假父亲”密不可分，也想到了孩子对于真正的父亲的概念却还是抽象、空洞的。因此，在歌德看来，这个成长了的孩子向“假父亲”举起刀来的时候不会是不假思索、毫不犹豫的。严格说来，他头脑中那些本于基督精神的仁爱思想根本不容许这个孩子举刀复仇，让那个与自己有着密切情感联系的人倒毙在血泊之中。从这里，我们又可看出中国民族精神中那种高度冷静的理智，以及复仇思想的决绝性质了。

总的说来，《赵氏孤儿》的情感形态是单向的，服从于更高的社会政治原则的；而伏尔泰、歌德的剧作，情感形态是多元的，并以自身为目的。利耶？弊耶？很难简单裁定，因为这首先不是艺术处置问题，而是民族的心理习惯、时代的心理风尚的问题。

现在让我们回过头来，继续研究元代另外一些呼唤历史雄魂以一振衰败现实的历史剧。这些历史剧的锋芒，是及不上《赵氏孤儿》的了。

三、《单刀会》

这是关汉卿所写的一出三国题材的历史剧。剧情甚是单纯：

吴国的鲁肃，想从蜀汉守将关羽手中索回战略要地荆州，但又慑于关羽的武勇，不敢贸然伸手。他想了一个办法，准备设宴款待关羽，在宴席上软硬兼施，先礼后兵，逼着关羽把荆州交出。当他把这个计策考虑定当，找有关人员商议的时候，有的人一味回顾关羽的赫赫功业，认为逼交之计欠妥，有的人则不愿到这个危机四伏的宴会上去作陪。鲁肃急于事功，仍然设宴邀请关羽。

关羽明知这个宴会别有用意，但出于英雄襟怀，还是单刀赴会。宴席之间，鲁肃依计行事，不料关羽凭着一腔豪情、一身胆气，在唇枪舌剑中把鲁肃搞得十分被动，一筹莫展。最后关羽的儿子关平前来接应，关羽脱离险境，凯旋而归。

这出戏的情节关键，显然在于展现关羽和鲁肃在宴会上面对面斗争的一个场面。但是，关汉卿对于这出戏的兴趣，并不在于情节，而在于关羽的精神风貌。因此，他采取了颇为独特的结构方式。全剧共四折，关汉卿竟让主角关羽到第三折才出场，而在第一、第二折中放手展开对关羽的精神风貌的铺垫和烘托。鲁肃去找两人商议，结果两人的意见各写了一折，这两折情节进展是迟缓的，却从两个侧面把关羽的精神风貌勾勒得清清楚楚。鲁肃前去商议的第一个人乔公以一个历史过程对关羽作了远距离的总体概括，鲁肃前去商议的第二个人司马徽则以一个朋友的身分对关羽作了近距离的具体描摹。这样，戏过去了一半，主角还未出场，但主角的形象却已呼之欲出。待到关羽出场后单刀赴会，关汉卿的艺术重心仍然不在于危机的设置和解除的情节过程之中，而在于关羽进入危机前和脱离危机后的神情意态。这就是关汉卿不同于一般剧作家的地方。

《单刀会》有几段唱词脍炙人口，其中最有名的一段就是关羽在前去赴宴的途中对着滚滚江流唱的：

大江东去浪千叠，引着这数十人驾着这小舟一叶，又不比九重龙凤阙，可正是千丈虎狼穴。大夫心别，我觑这单刀会似赛村社。

水涌山叠，年少周郎何处也？不觉的灰飞烟灭，可怜黄盖转伤嗟。破曹的樯橹一时绝，鏖兵的江水犹然热，好教我情惨切！这也不是江水，二十年流不尽的英雄血！

另一段，则唱于脱离危险之后：

我则见紫袍银带公人列，晚天凉风冷芦花谢，我心中喜悦。昏惨惨晚霞收，冷飕飕江风起，急飐飐帆招惹。承管待、承管待，多承谢、多承谢！唤梢公慢者，缆解开岸边龙，船分开波中浪，棹搅碎江心月。正欢娱有甚进退，且谈笑分明夜。说与你两件事先生记者：百忙里趁不了老兄心，急切里倒不了俺汉家节！

这是何等的风度！这是何等的笔力！这样的段落，我们不能当作一般的唱词来读，而应该看作是作者的艺术目的的集中流泻。

荆州究竟应该归吴还是应该归蜀，对于这桩古老的历史公案，到了元代的关汉卿那里，已不会引起太大的兴趣，关汉卿因此并未在这出戏中展开善恶是非之争。他并没有偏执地让关羽独戴正义的桂冠，而让鲁肃承担邪恶的罪名。关汉卿在这出戏中欣赏和追求的，只是关羽豪迈的情怀，雄壮的气度。剧作家并不想过于严厉地鞭笞鲁肃，但既然把鲁肃放在对立面的位置上，那么很抱歉，只能让他在对比中相形见绌了，只能让他在浩荡雄风前显得比较萎琐、比较烦人了，只能让他承受关羽的嘲弄，也承受戏剧家和观众的嘲弄了。因此，我们在《单刀会》中看到的，主要是两种情怀、两种气度的比照和较量。即使荆州本该归还吴国，鲁肃的索讨不无理由，关汉卿也要为关羽的豪情壮采叫好！在这里，人物的情怀、气度与历史的功过是非，并不是完全合一的。

关汉卿的如椽大笔，曾经一再鲜明地划出过善恶是非的原则分野，那是为了擦亮人们判别的目光，燃起人们心中的爱憎；在《单刀会》中，关汉卿呼唤着豪迈的情怀和雄壮的气度，那是为了震聋发聩、扫荡疲困，给沉溺的民风灌注新的生命，替萎黄的中原输送青春的活力。这两方面的职能，有明显的区别，而后一种职能，在审美等级上是更高、更超逸的。只有那些能够以自己深远的目光囊括社会和时代的整体空间的戏剧家，才会在给了观众以善恶是非的标尺之后，再进而为整体性的疲软输送情怀和气度方面的补液。在莎士比亚的《仲夏夜之梦》、《第十二夜》、《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暴风雨》等剧目中，我们不是也看到过戏剧家为了驱除中世纪遗留的呆滞空气而在风采、气概、情怀上的整体性灌注吗？

当然，说到底，关羽的豪情壮采也有特定的思想基础，那就是汉家的正统思想。关羽在与鲁肃争执荆州的归属问题时这样唱道：

想着俺汉高皇图王霸业，汉光武秉正除邪，汉献帝将董卓诛，汉皇叔把温侯灭，俺哥哥合情受汉家基业。则你这东吴国的孙权，和俺刘家却是甚枝叶？

说着还以一柄铮铮有声的剑相威胁：“今朝索取荆州事，一剑先教鲁肃亡！”平心而论，关羽在这里不大讲道理。但是，正如我们前面指出过的，在蒙古贵族统治中原大地的元代，宣扬这种汉家正统思想，包含着明显的反元意义。关羽在这出戏的最后所说的“急切里倒不了俺汉家节”，与《汉宫秋》里所说的“看今日昭君出塞，几时似苏武还乡”，都以苏武流落异族而保持汉家气节的故事为依凭，都有着现实的针对性。关汉卿对蒙古贵族的黑暗统治的态度，我们已在《窦娥冤》等剧作中深深地领受过了，因此，不妨说，他对汉家正统思想的固守是比较坚定的。他甚至还由这种正统思想滋生出一种强烈的自豪感，认为正统就是真理，汉家即是主人，其他理由统统不在话下。在他笔下关羽面对鲁肃时那种对于汉家正统观念的执着和自信的态度，正是他自己的观念、情绪的一种反映。

四、《李逵负荆》

山东棣州人康进之所写的这出《水浒》戏，使元代剧坛的一角，别具一番风光。

鲜明的善恶观念，浩荡的英雄情怀，恰如我们前面所介绍的，在元代众多的历史剧中屡见不鲜。《李逵负荆》的鲜亮之处，在于把这种观念和情怀，充分地性格化

了。在这出戏中，对是非善恶不再仅仅停留在判别、控诉和褒扬上，对气概和情怀也不再仅仅是抒发和吟唱。这一切都被不露痕迹地融化进了一个有血有肉、天真憨厚的个性之中。它向剧坛提供的，不是一股冤，不是一腔恨，也不是一脉情，而是活生生的一个人

。其他杂剧当然也塑造了众多鲜明的人物形象，但就人物性格的典型化程度论之，《李逵负荆》却显得特别突出。它较早地发挥了戏剧艺术的一种神圣职能：以一个典型化的人，去震憾和感染千万个人。其他种种理性要求和情感要求，都溶解在这个典型化的人身上，都溶解在这种震憾和感染之中。

如果说，元代历史剧的重要使命在于召唤来历史的雄魂，那么，《李逵负荆》招来的，是一个性格化

、个性化的雄魂

。

《李逵负荆》的情节，与《水浒传》第七十三回中的有关描述比较接近，大致是：

在梁山泊附近的一个村庄里，有一个王老汉与独生女儿一起开着一爿小酒店。一次，两名土匪冒充宋江和鲁智深，把王老汉的独生女抢走了。梁山好汉黑旋风李逵下山游玩时听得此事，只道真是宋江和鲁智深干了坏事，心急火燎地上山，大闹聚义堂，砍倒杏黄旗，气愤地指责宋江和鲁智深。

宋江和鲁智深都说绝无此事，李逵只是不信。宋江只得与李逵打赌：情愿下山让王老汉认辨，如若宋江被王老汉认定是抢人者，可让李逵杀头；如若不是，则李逵须为自己的鲁莽失去脑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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