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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法治之梦（第2页）

再看人情，就大不一样了。关汉卿在其中堆垒了多么厚实的内容！他先写出葛彪的蛮横无理，让观众恨之欲其死；然后再写王家兄弟前去交涉命案时葛彪有恃无恐的霸道嘴脸，当王大兄弟问他“是你打死俺父亲来”？他的回答竟是“就是我来，我不怕你！”这就为王家兄弟打死他铺垫了情感上的理由，观众甚至认为只有狠狠惩处他，才合乎人情。接着，关汉卿写下了令人动容的三兄弟和母亲争担死罪的场面：

包拯三个人必有一个为首的，是谁先打死人来？

王大也不干母亲事，也不干两个兄弟事，是小的打死人来。

王二爷爷，也不干母亲事，也不干哥哥、兄弟事，是小的打死人来。

王三爷爷，也不干母亲事，也不干两个哥哥事，是他肚儿疼死的，也不干我事。

王母并不干三个孩儿事，当时是皇亲葛彪先打死妾身夫主，妾身疼忍不过，一时乘忿争斗，将他打死。妾的是妾身来！

包拯胡说！你也招承，我也招承，想是串定的。必须要一人抵命。张千，与我着实打者！

与这个场面相衔接，出现了王母牺牲亲生儿子、求救非亲生儿子的戏，几把人情的展现，推向高潮。不断地吆喝着“打、打”的包拯，也终于怦然心动，他得出结论：

这件事，老夫见为母者大贤，为子者至孝。

一个法律的执行者，终于成了人情的接纳者、理解者。他的可爱，全在这里。反正法网本来就是凌乱不堪的，包拯于是就上下其手，纵横捭阖，让阶下囚一跃而成为座上客，法律终于被人情拉扯得更不成个样子了。甚至可以说，在这个戏的末尾，法律已成了人情的仆役。

当然，在这出戏中，关汉卿无论在确定人情的具体内容，还是在调和人情和法律的关系的时候，都明确地受到封建伦理观念的限制。开头“楔子”中，他把这个本来颇为美满的家庭的主调，定在“文章立身、一举成名”之上，而全剧最后，又以“一家门望阙霑恩”作结。剧情中间，也时有一些封建礼教的蛛丝马迹。这说明，关汉卿在处置人情与法制的关系时，还是以基本承认正统的封建思想政治背景为前提的；但是，这种开头和结尾，都显得比较生硬、勉强，影响了艺术的有机整体性，看得出来，这些处所不是关汉卿的真实情意所在。关汉卿意在正常而健康的人情。这个传统，关汉卿之后将传之广远。

二、《灰阑记》

这是一出从另一个角度涉及法律与人情的关系的杂剧。作者是山西绛州人李潜夫。故事梗概如下：

妓女张海棠，嫁给了土财主马员外，生下一个儿子。马员外的大老婆产生妒意，与她的情夫赵令史密谋，要加害张海棠。

一天，张海棠的哥哥张林在穷落潦倒之中来向妹妹讨一点外出的盘缠，张海棠就给了他一些衣服和首饰。马家大老婆借此到马员外处诬告张海棠，说他把衣物私赠了奸夫。马员外一听气急致病，大老婆命张海棠为马员外端汤，并趁机在汤水中加了毒药，害死了马员外。为了争夺马员外家的遗产，大老婆竟说马家唯一的儿子是她生的。为此，她还出钱买通乡邻作伪证。张海棠当然舍不得自己亲生的年幼儿子，两个女人就争吵到衙门里。

没想到，大老婆的情夫赵令史就在衙门里做事。太守本是个糊涂官，竟把案件推给赵令史办理。赵令史如何处置，可想而知，可怜的张海棠被钉上九斤半重的大枷，押解到开封府去定罪。

开封府的包拯看过案卷，本已发现不少疑点；而张海棠的哥哥张林这时又正恰在开封府当差，从旁帮助申诉。于是，包拯就采用了一个聪明的审案办法：他叫差人在公堂阶下用石灰画一个阑，把那个被争夺的年幼的孩子放在中间，令两个妇女拽拉，声称谁把孩子拉出来，谁就是孩子的身生母亲。大老婆当然狠命拉拽，而张海棠生怕扭折孩子的手臂，死也不肯用力。这样，孩子是被大老婆拉出了阑外，但包公也看清了张海棠才是真正的母亲。从一事的真假，可以判别全盘真假，包公由此推断，终于把全部案情搞清楚了，并作出了公正的判决。

无疑，这出戏的艺术关键，在于公堂上的灰阑之计。这一设计，不能仅仅看作是一种“巧思”，而是剧作家把充分的人情考验

引入执法场所的一种杰出安排。正是这一安排，使得张海棠这个被人贱视的囚犯痛痛快快地倾吐了一次亲子之爱。请看，包公两次让两个女人拉拽孩子，张海棠两次都没花力气，包公佯作生气了——

包拯兀那妇人，我看你两次三番，不用一些气力拽那孩儿。张千！选大棒子与我打着！

张海棠望爷爷息雷霆之怒，罢虎狼之威，妾身自嫁马员外，生下这孩儿，十月怀胎，三年乳哺，咽苦吐甜，煨干避湿，不知受了多少辛苦，方才抬举的他五岁。不争为这孩儿，两家硬夺，中间必有损伤。孩儿幼小，倘或扭折他胳膊，爷爷就打死妇人，也不敢用力拽他出这灰阑外来。只望爷爷可怜见咱。

说着，她还请包拯细看，孩儿的臂膊还似麻秸一般细！

面对着这种情况，这番心声，包公可以下判断了。但他判断的依据不是什么条文，更不是刚才的许诺，而是活生生的人情。剧作家写到此处，让包公说出这样八个字：

律意虽远，人情可推。

这正可看作这出戏的一个重要的思想意蕴。

在这出戏里，剧作家并没有具体去写法律与人情的矛盾，而只是反复点明：除了通情达理的包公，这简直是一个没有法律的世界。在包公出场之前，处置这一案件的是郑州太守苏顺，和他手下的吏典赵令史。剧作家通过这两个典型形象，把当时社会上的执法机构的情况刻划得入木三分。赵令史本是重要的案犯，但他却堂而皇之地来审理案件。这种颠倒，似乎也不必动用什么阴谋韬略，他简直是从容不迫地利用执法来枉法，一点也没有感到有什么精神压力。赵令史的情妇、马家大老婆用这样轻松的口气吩咐他：“赵令史，你不知道马员外被我药死了也。如今和海棠两个打官司，要争这家缘家计，连这小厮。我可去衙门打点，把官司上下，布置停当，趁你手里，完成这桩事。”赵令史的回答就更轻松了：“这个容易。……你早些来告状，我自到衙门打点去也。”于是，赵令史就到衙门里去等着了，马家大老婆也不必担心赵令史的安排会不会有困难，会不会要花费一些时间，只待赵令史一走，便说：“赵令史去了，则今日我封锁了房门，结扭了海棠告状去走一遭。”自己杀人，反诬别人，先去告状，这等大事，她竟象上街游玩一般，根本不放在心上。

如此轻松的笔墨，点染出了一个叫人透不过气来的世界！

罪犯为什么这样轻松从容、稳操胜券呢？这当然与当地的执法首脑，那个郑州太守苏顺分不开的。苏顺的自白是：

虽则居官，律令不晓；但要白银，官事便了。

他所代表的，本来就是一种无法、枉法的统治。他听见原告是马员外的大老婆，立即从座位上惊起，连称夫人。差人告诉他，这个地方，只要有几贯钱，就称做“员外”了，实在是没有什么官职的。他才安心，仍叫马家大老婆跪下。这一小小的细节，写尽了当时的法律是如何屈从封建等级制度的。苏顺在堂上只问了几句，就搞不清楚了，把案子全数交给赵令史办理。赵令史颠倒黑白地冤判之后，苏顺突然想起自己是官人，怎么全让赵令史判案呢？但又想，何必找这麻烦。今后的案子都交给赵令史算了，“只要得的钱财做两分分。”

他委实糊涂，但他却深知办案是会获得大量钱财的，亦即深知办案是以枉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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