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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缅怀之梦（第4页）

王老汉一见李逵领来的真宋江和真鲁智深，当然立即否认他们是抢人者。李逵输了，但他又不愿真的身首异处，于是便效仿古人的“负荆请罪”，背着荆条去让宋江打罚。宋江说，我们是赌头而不是赌打。李逵觉得自己只有死路一条了，竟打算自刎。

正在这时，王老汉来报，那两个土匪又来了，现在已被灌醉在家，只等梁山好汉去捉拿。李逵带罪领命，与鲁智深一起下山把两个土匪捉来，因此得到了宋江的原谅。

这出戏的外层结构，只是一个误会。然而，从这个外层结构伸发进去，却可通达一个深入而宽阔的艺术天地。李逵误会了宋江，结果在艺术效果上既褒扬了李逵，也褒扬了宋江，更褒扬了他们共同从事、共同卫护着的事业。

照理，李逵对于自己生死与共的首领和“大哥”，是不应产生如此重大的误会的。作为一支农民起义军中的战士，李逵听到过多少污蔑啊，他几曾轻信过呢？就连似乎与他这个莽汉子无甚关联的梁山泊自然风景，他也是努力捍卫的：“人道我梁山泊无有景致，俺打那厮的嘴”！但这次他不仅误会了，而且误会得那样厉害、那样不留余地，甚至把自己的一颗头颅也赌上了。这就是他那种包含着特定社会意志的性格

在起作用。

梁山泊的好汉们所皈附的社会意志是相通的，甚至是共同的，但性格却各不相同。如果说，杏黄旗上所写的“替天行道救生民

”七个字就是他们共同的社会意志，那么，他们不同的性格特征就是这种社会意志的不同的表现方式和表现途径。要是没有这个强硬而又进步的社会意志作为内核，各色各样的性格展示必将是浮浅的、无的放矢和眼花缭乱的；反之，要是没有那么丰富的性格类型，社会意志的体现就会失去色彩和生气，失去真实的形象。因此，在戏剧冲突的理论中，要把性格冲突和意志冲突截然分开是困难的，褒此贬彼更是偏执的。至少，《李逵负荆》所展示的，是两者的有机融合。梁山泊好汉们由于有着一个共同的社会意志，因此在各异的性格之中都有一个敏感点。那就是他们一群是否还在行施“救生民”的职责，是否还拥有“救生民”的美名。如果这一点遭到玷污，那就是他们的集体事业和集体生命的毁灭：他们就与一般的流寇没有什么区别了。《李逵负荆》的情节，始终在真、假问题上盘桓。而事实上，情节上的真、假是以本质上的真、假为基础的。真梁山泊与假梁山泊的区别，就在于是否“救生民”。这一点，可以说是梁山泊借以立足的命根子，因此不同性格的英雄们都会以自己的方式来加以捍卫。事情正恰落到鲁莽、急躁的李逵身上，于是他立即以自己的方式作出了反应，急匆匆地包揽案件，急匆匆地上山责问，急匆匆地以头相赌。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包含着特定社会意志的性格

在闪光。在这里，社会意志为性格定了性

。应该说，围绕着这个进步而光辉的社会意志，各种性格都会是可爱的。李逵性格的可爱，首先也是为此。鲁莽和急躁的性格特征远不是处处可爱的，但是由于“救生民”的信念遭到威胁而鲁莽起来、急躁起来，那就十分可爱了。为了这种意志和信念，即使办错了事，得罪了人，人们也能够原谅。由此可知，性格固然重要，为性格定性的特定的社会意志，更加重要。没有进步的社会意志，即便个性化了，也可能成为“恶劣的个性化”的产品。

宋江、鲁智深、吴学究等人也以自己鲜明的性格特征卫护着“救生民”的共同意志。因此，山下那位连宋江、鲁智深都没见过的王老汉，都是对梁山泊英雄深信不疑的。他一听宋江到来，未辨真假，即唤女儿出来侍候，因而就上了假冒者的当。可以说，这出戏的误会，从产生、发展到解除，都是以“救生民”的共同意志为基础的。戏剧家在这里让我们看到了一系列既矛盾又统一的“二律背反”：梁山泊因为有“救生民”的良好社会名声，最不容易产生误会，也最容易被人假冒得逞而产生误会；众英雄因为有“救生民”的共同社会意志，最不容易产生隔阂，也最容易出于各人的严格防范而产生隔阂。《李逵负荆》的冲突，就赖此建立。正是由于建立在崇高的共同社会意志之上，性格的摹绘、误会的设计，才显现出深度和魅力。总之，统观全剧，杏黄旗上的七个大字醒人眼目。

由此，我们看到了元杂剧中特别有光彩的思想内容。梁山泊英雄们在从事的业迹，与包公所做的好事有很大的区别。同样有为民的思想和为民的效果，但包公是以朝廷为背景，居高临下地来处置各种冤案的；而梁山泊英雄却是以山林为背景，以完全平等的地位来为人民效力的。为了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遭遇，梁山泊的首领和名将竟可以头相赌，这与人民处于一种多么平等的地位啊。说到底，包公再好，是人民的老爷，而李逵却是人民的儿子。包公即使在为民作主之时也时时考虑着王法的尊严、天子的隆恩，而李逵即使在尊严的首领面前也将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李逵负荆》一剧表明，元代的戏剧家不仅仰起头来，在官僚队伍中寻找救星，希望出现更多的包公为民作主，而且已经开始理直气壮地在自己的百姓之中寻找卫护百姓利益的英雄。从这个意义上说，《李逵负荆》是特别具有人民性和民主性的。它直接地声援着宋代和元代的农民起义队伍，直接地表露着时代主人的心声。它在元代剧坛中能拔地而起地显示出最充分的进步意义，主要也是这个原因。扩而大之，因它的存在，我们还可以看到元代人民在政治、思想领域里的主动性、独立性和自为性。因它的出现，人们可以推断，异族的高压并没有造成一片死寂，元代的严酷统治不会延续很长了。

“替天行道救生民”，仅有这个具有充分进步意义的社会意志还未必具有美学价值。这是一个宣言，一种行动，伴随着剑戟鲜血出现，仅仅直捷地将它体现出来，还构不成审美形式。于是，性格

出现了。典型性格使社会意志变得可以观赏。典型性格使“善

”跃升为“美

”。李逵鲜明生动的性格特征为抽象的社会意志铺陈了瑰丽的色彩。通过这么一个活活泼泼的莽撞汉子，人们简直可以从感官

上接纳梁山泊英雄们的社会意志了。这样的性格，把理性化为形象，使一个高悬天际的政治纲领变得亲切而动人。所以，剧作家康进之为之而竭尽全力，致使处处妙笔生辉。你看那个李逵，痴迷迷地欣赏梁山泊的景致，那番自言自语只能是他的：

李逵那桃树上一个黄莺儿，将那桃花瓣儿啖啊啖啊，啖的下来，落在水中，是好看也。我曾听的谁说来，我试想咱……哦，想起来了也，俺学究哥哥道来，他道是“轻薄桃花逐水流”。俺绰起这桃花瓣儿来，我试看咱。好红红的桃花瓣儿！（笑）你看我好黑指头也！

这番言词，使梁山泊的理义之美化作了风景之美，并且最终都融和在李逵的性格之美里边。理义之美是抽象的，而风景之美和性格之美则是具体形象的；仅以风景之美隐喻理义之美比较浅陋，只有把两者都通过一个深通梁山泊理义的英雄的性格之美反映出来，才显得深入和丰盈。这段言词之所以值得品味，就在于性格之美在其中起关键作用。

再看李逵自以为探得宋江、鲁智深丑行之后的那番调侃嘲弄，又多有性格特征。照理，李逵这样的粗人是不惯于调侃嘲弄的，他惯于抡斧直吼，开门见山；但是，他现在面临的对象，毕竟是他衷心拥戴的“大哥”，毕竟还是他的社会理想的代言人，毕竟是一个经常训斥他而不大可能被他训斥的上司。他以为宋江干丑事已经证据十足、毋庸置疑，因此敢于调侃嘲弄；但他一时还无法从情感上、习惯上腾跃为宋江的审判者的地位，他面对宋江还吼不起来，凶不起来，因此也只能调侃嘲弄。如果当事人没有宋江，只有鲁智深一人，李逵就不会在态度上处于这样尴尬的状态了。

第二折中李逵急冲冲上得山来，大喝一声“小喽罗报复去，道我李山儿来了也”。向谁报告呢？怎么连一个称呼也没有？这正是他目前复杂心境的一种自然流露。走进聚义厅，明明宋江和吴用都坐在那里，他只向吴用施礼而不睬宋江，没说几句就开始了调侃嘲弄，言语间提到宋江处只用一个冷冰冰的“宋公明”：

李逵（见礼）学究哥哥

，喏！帽儿光光，今日做个新郎：袖儿窄窄，今日做个娇客。俺宋公明

在哪里？请出来和俺拜两拜。俺有些零碎金银

在这里，送与嫂嫂

做拜见钱。

宋江这厮好无礼也！与学究哥哥施礼，不与我施礼。这厮胡言乱语的，有甚么说话。

李逵那么主观，肯定宋江早已把一个哭哭啼啼的“嫂嫂”藏在堂后，他竟要送“拜见钱”而又只有“零碎金银”，这真可谓是十分辛辣的嘲弄了。对鲁智深他就不用如此费事了，如若丑行属实，鲁智深也只是胁从，但李逵一见鲁智深就大喝一声：“秃驴，你做的好事来！”对宋江若也这么凶，那就不是李逵了；对鲁智深若也远引曲譬、调侃嘲弄，那也不是李逵了。

此后，李逵的性格还要顺着事态的发展不断展示出来。赌头之后，他与宋江、鲁智深下山对质，一路上也极尽挖苦之能事，而且在言语份量上还更重了一点，简直有点押送的味道了。宋江走快一点，他便说“听见到丈人家去，你好喜欢也”；宋江走慢一点，他则说“你只是拐了人家女孩儿，害羞也，不敢走哩”。到得王老汉家，等王老汉定睛细看后摇头否认，李逵急了，先是硬赖宋江、鲁智深吓着了王老汉，后来王老汉再次否认，他竟拔拳要打王老汉。直到最后确信是歹徒冒名干坏事，他才开始责怪自己：“黑旋风，你好是没来由也！为着别人，输了自己。”这整个过程，都活脱脱地展现出了一个性格鲜明的莽撞好汉的形象。

不难看出，正是这个性格展露过程，使得剧本开头竖起的那面“替天行道救生民”的杏黄旗，化作了一个有血有肉、可触可摸的人。这就是社会意志的性格化，抽象观念的艺术化。

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民族，当艺术家能用典型性格来从容地体现社会意志的时候，这种社会意志也就真正成熟了。农民起义军心目中的善，在当时的中国大地上并没有大幅度地实现，或者说，没有在根本上实现，但在戏剧家笔下，却以审美的方式实现了。李逵的性格之美，就是成熟地实现在美的领域中的善。

李逵的性格是一种喜剧性格，这在众多的梁山泊英雄中是比较突出的，体现了宋、元人民在对“替天行道救生民”这一社会意志的把握上的一个重要侧面。梁山泊英雄中间，林冲是比较典型的悲剧美的体现者，他的形象，他的性格，侧重于体现一个正直的人如何被客观存在的黑暗势力所侵凌，不得不皈依于“替天行道”旗帜下的痛苦过程；李逵则不同，他的形象和性格，总的说来是体现了农民革命者对于客观存在的黑暗势力的战胜。其他英雄，各有自己的悲、喜组合成分，却都不如这两人浓烈。林冲这样的形象，最佳表现段落应在上山前

，而李逵这样的形象，最佳表现段落则应在上山后

。这是因为，上不上山，参不参加起义军，是英雄们能否战胜客观存在的黑暗势力的分界线

，因此也是悲剧美和喜剧美的分界线

。对水浒故事中各种段落、人物、故事的选择，体现了戏剧家自身的处境、气质以及对客观世界的理性认识。同样歌颂水浒英雄，选写林冲逼上梁山和选写李逵负荆请罪，戏剧家往往是处于不同的创作状态之中，甚至还处于不同的历史阶段之中。康进之成功地写出《李逵负荆》，表明了元代人民在以农民革命的社会意志来对待黑暗现实的时候，不仅可以有义无反顾的壮烈精神，而且还可以有畅怀大笑的战胜者的气概。

人们笑李逵，又与李逵一起笑。即使这笑声从缅怀的梦境里发出，也包含着敢于蔑视黑暗、战胜黑暗的现实豪情。

这样的笑声，此后的中华民族还要连续享用许多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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