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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51章 忽必烈（第4页）

蒙古习俗，常以新生儿所遇重要的人、物、事件取名，而忽必烈出生时（元太祖十年，1215年），正逢成吉思汗攻取金中都之际。

成吉思汗命汪古儿等尽取金都府库财物，“每留一份为成吉思皇帝献，余则敷俵有差”。

此次收获，自成吉思汗建国以来是最丰盛的一次，其“俵分”自是一大盛事，忽必烈适生其时，故而由此取名。

会晤八思巴

《八思巴谒见忽必烈》复制品（北京首都博物馆藏）

元宪宗三年（1253年）四月到八月之间，忽必烈在南征途中到达六盘山一带，邀请八思巴前来会面。

忽必烈先是询问了藏族历史和萨迦班智达的情况，随后话锋一转，表示要派人去吐蕃摊派兵差、收取珍宝。

八思巴听后连忙说：“吐蕃不过是边远小地方，地狭民困，请不要摊派兵差。”

他再三陈请，忽必烈充耳不闻，八思巴说：“如此，吐蕃的僧人实无必要来此住坐，请放我们回家吧。”正当两人僵持不下时，忽必烈的正妻察必对忽必烈说，八思巴要比很多老僧在知识功德方面强许多倍，应该将他留下。

于是，忽必烈与八思巴再次会谈，问他：“你的祖先有何功业？”

八思巴说：“我的先辈曾被汉地、西夏、吐蕃等地的帝王奉为上师，故威望甚高。”

忽必烈不了解吐蕃的历史，就问：“吐蕃何时有王？这与佛书所说不合，必是虚妄之言。”八思巴就将吐蕃之王曾与汉地交战，吐蕃获胜，后又与汉地联姻，迎来公主与本尊神像的经过叙述一番（即唐蕃交战及文成公主入藏事），说佛书虽然不载，但有文书记载，查阅便知。

忽必烈翻看汉地史籍，发现这些在《唐书》里都有记载。此后八思巴又说了些典故，经验证都是真的，于是忽必烈对八思巴佩服有加，请求他传授喜金刚灌顶（藏传佛教重要仪轨之一）。

但八思巴又提出一个条件：“受灌顶之后，上师坐上座，要以身体礼拜，听从上师之言语，不违上师之心愿。”

忽必烈难以接受，这时察必又出来圆场：“人少的时候，上师可以坐上座。但当王子、驸马、官员、臣民聚会时，汗王坐上座。”就这样，忽必烈以八思巴为上师，奠定了后来元朝以藏传佛教为国教、设立帝师制度的基础。

八思巴应召谒见忽必烈，当时忽必烈夫妇及其子女以世俗人拜见上师的礼节会面八思巴，他们共二十五人先后在八思巴前受密宗灌顶。

二人的关系自此愈发紧密。

三饶定刑

据说，忽必烈制定刑律时，有笞、杖、徒、流、绞五个等级。

笞、杖罪定下来后，忽必烈解释说：“天饶他一下，地饶他一下，我饶他一下。”

应笞五十下的，只打四十七下；杖刑也一样。有人评价此举“可谓胜残去杀，黎元在海涵春育之中矣”。

也有人认为：“此虽仁心，亦近于戏。”

置誓俭草

忽必烈在建立宫殿时，追思成吉思汗创业艰难，便从成吉思汗所居之地取青草一株，置于大内丹墀之前，称之为“誓俭草”，让后世子孙明白勤俭之节。

喜爱大象

《元末明初象舆人物图罐》（局部）

忽必烈在征伐大理时逐渐熟悉了大象的生活习性，并将其带回宫廷。他对于大象的喜爱远超过以往历史上的其他皇帝。

其时不仅有“贡象”制度，甚至出现御用“象舆”这样独特的宫廷景观。

元人黄文仲《大都赋》称：“惟我圣皇，五辂不乘，八鸾不驾，雨则独乘象舆，霁则独御龙马，何其然也。”

马可·波罗曾见忽必烈出宫时坐在用四头大象背负的木楼上，左右随从上万，马可·波罗因而称忽必烈出猎，其“娱乐之甚”世所罕有。

在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平乃颜之乱的辽河会战中，忽必烈一度乘象舆临阵，企图威慑叛军，但反而使自己成为了叛军集中攻击的对象，被迫下舆乘马。

后赖汉军李庭等作战用力，才将叛军击退。

忽必烈将“象舆”作为皇帝专用的交通工具，建立了完整的

“象舆”制度，使之成为元朝皇帝巡幸两都的车舆形式，还影响了明清的“卤簿”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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