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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八章 精神故乡 大学初恋与诗歌（第4页）

但却最擅长冬泳

你喜欢喝高度白酒

因为可以被点燃和取暖

并祭拜天地

《关于诗人之死》

诗人之死在这个年代轻若鸿毛

甚至掀不起一丝波澜

但在我的心里却重如泰山

诗歌早就没有了唐宋的荣光

己经退化为个人专利

诗人写诗只是为了在活着之外

找到另外一种活的方式

或者在生死之间求得一个平衡

或者于死后留下一些可供焚烧的纸张2022.11.23于蓝城

同一时间还听闻吉大中文系77级《赤子心》诗社的徐敬亚、王小妮和吕贵品等七君子，后来都成为中国现代诗歌界和文坛上的响当当人物和先锋派，尤其还因为一起“空椅子”事件而轰动海内外！

尤其与其中的敬亚兄结为亦师亦友的终生情谊！在诗歌之外的私人生活甚至商业活动上多有交集，而且保持着密切的交流，特别新冠以后每天都有互动，不仅在诗歌更在其它重大国内国际问题上保持着高度一致的价值观和世界观！

说到中国先锋诗歌特别是第三代包括我本人，都必须提到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就是宗仁发先生。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叶，他身处偏远小城吉林省辽源市就敏锐而高韬到关注到第三代诗这个新生的怪胎！并采用出一期通俗文学再出一期纯文学、以文养文的方式，在一本地方性和民俗性兼备名字的《关东文学》杂志连续推出第三代专辑和特刊，异军突起，横空出世，引起当代诗坛的震惊和瞩目及第三代诗人的奔走相告！不能不说他的勇气和眼光令各路人士佩服！并由此跻身主流文坛，出任在中国文学界名正牌亮的吉林省作协刊物《作家》的主编至今，并随后担纲吉林省作协秘书长和副.主.席要职。但依然能始终如一，兼容并蓄地在官方与民间，主流与先锋，致仕与做人之间找到平衡和超越。尤为难能可贵的是他自甘为伯乐和编辑家，把名声和光芒让渡于更有才华和天赋的人，不惜遮蔽自己诗人和评论家的能力和身份，但也从而获得了更广泛的赞誉和友谊……

郭力家一一莽汉诗歌的东北特种兵。说起第三代或前卫诗歌，东北诗人中我最认这哥们。当年他拎着一把AK47以《特种兵》和《第一滴血》杀入现代诗坛，打出连发的声响！现实生活中他的嘴也是半自动的，可以与他的诗媲美：话唠式的黑色幽默。我与他神交于1989年夏，因同一场暴雨而折戟，我最早跳入商海，他来蓝城找我仍然一副腰扎麻绳的山炮模样（说好听的是嬉皮士的打扮），而我那时已经西装革履，寄身于四星级酒店，一派雅皮士的徳行。

多年后在帝都相见，他己投身出版界，游走于官方与二渠道之间，吃着体制的红利，满口的愤世嫉俗，属于典型的“端起碗吃肉，放下碗骂娘”的言行分裂者，是另一种风格的卡夫卡。时刻不忘喊着热爱东北，退休后却躲到西双版纳“养b晒d”，天天微信上发他那双高高在上的臭脚丫子，一阵阵发彪式的胡言乱语亦为诗……

直至大学毕业前的一个月，才写出像校园诗歌代表诗人伊甸和于坚那种大长句子的《男子汉宣言》，算是跟大学生诗歌的语言风格上刮上一点儿边。现在来回忆当时的情形，我真的不觉得自己是大学生诗歌中的一员。

上大学的时候，其实身体上性的意识已经开始萌动了。当时我觉得大学生诗歌的语言太唯美、阳光和清新，这种东西根本无法表达。大三大四接触到波特莱尔以丑学为代表的诗，包括我喜欢的印象派，尤其喜欢毕加索、达利和康定斯基的绘画，我觉得大学生诗派的语言个人生命本体的东西是有局限的，甚至很苍白，表达不了这种东西，或者是很多人不想表达这种东西，或者是不会表达。我想表达的这种生命觉醒的意识，很多词都是赤裸裸的，包括后来写了号称八十年代第一首性诗的《热带雨林》，实际上那时候根本没有性经验，但是写了一首完完整整的性的全过程的诗。后来发表在《现代诗报》上，浙江詹小林主编的，徐敬亚还评论过这首诗，说它是当代性意识的解放。

1985年学毕业后，为了纪念大学时代，我们五位同在长春上大学的诗友“苏历铭、包临轩、李梦、黄云鹤和我”策划和私自出版发行了第一本前铅印诗集《北方没有上帝》。后因所谓非法出版和自由化被封禁，我个人的职场生涯发生逆转，甚至影响了我一声的命运和轨迹。

特节选我2014年与苏历铭做的《最后一个年代一一关于诗与生命的对话》的相关章节辅以交待一一

《北方没有上帝》诗集的来龙去脉

苏：其实我们大学毕业前，我们开始商量长春的几位大学生诗人共同出一本诗集的事。记得1985年春节前，你从牡丹江乘坐八个小时的慢行绿皮火车来佳木斯，一起非常严肃地商议这本诗集应该怎么去编，一晃快三十年了。当时我们为这本诗歌合集商量出好几个名字，可是最后你操刀时为什么舍弃备选的书名，自作主张地把这本诗集命名为《北方没有上帝》呢？后来《北方没有上帝》出事了，被审查的时候我们单位负责的老太太专门质问我说，北方没有上帝，难道南方就有上帝吗！当然她完全是从非文学的角度来谈这个问题的，但你突兀地用这个名字实际上跟我们那些诗是不匹配的。

朱：作为一个刚刚大学毕业的人来说，我也是满怀一腔热情，觉得投身于改革开放的宏伟大业之中，可以做很多事情，但是骨子里深受西方文学的影响，比如自由主义、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当然也包括理想主义，这种冲突的本身成为我叛逆的理由。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工商银行，整个组织体系等级森严，感觉与预想的反差特别大，特别失望，叛逆感就更强了。正好要出这本诗歌合集，我就把这种反叛和愤怒的情绪移植到这本诗集的名字上了。实际上就是说，这本诗集的这个名字呢，和整本诗集的内容是脱节的。

苏：实际上你是用这个书名来表达你个人内心的反叛意识，我在想，这本诗集在当时整个中国大学生诗人群体中是比较早的一本合集，很多同一时期写诗的诗人都记得这个诗集，实际上其中的诗歌作品是很不成熟的，然而我想说的是，这本诗集使你遭受到超出想象的打击和挫折，当时的真实情况究竟是怎样的呢？

朱：当时我印象特别深的有两点，第一个就是没想到一本诗集能引起有关方面这么大的关注；第二个就是有关领导说我不适合待在省行工作了，让我回原籍。我当时感觉就是蒙了，没想到一本诗集能惹这么大的祸，同时也产生了彻底的反叛情绪，觉得社会跟自己已经完全格格不入了。

苏：在那个年代，实际上因为诗歌写作和诗集出版遭受不公平待遇的诗人并不少，我们只是其中的一份子，而你又是我们几个人当中承担更多责任的人，这件事应该是影响了你的前半生，否则坐在我对面的你可能就是一个金融精英或者是一个贪腐分子。这件事的最后结果是你回到了原籍牡丹江，那个时候想没想过从此不再写诗？

朱：没有，那时候最直接的反应就是不干了！因为有个深圳特区，觉得那里是一个改革开放实验区，去深圳，而且确实去了深圳，并且工作单位都联系好了，结果因为当时国家有政策，不能接收像黑龙江省这样边疆省份的所谓人才。我父亲也劝我，牡丹江整个金融系统只有你这么一个金融本科大学毕业生，好好工作吧，以后会有很好的发展。当时牡丹江工商银行的领导，是我爸很好的朋友，有点像咱们这样的关系。既然深圳去不成了，洗心革面，好好工作，结果在银行很卖力地工作了两年。一个很偶然的机会得到了一个信息，说省行在我的档案里明确写道此人不可重用，这把我心里一丁点儿的希望彻底破灭。

2005年，为了纪念大学与诗歌，毕业于黑吉辽大学的1963年的7位诗友李占刚、苏历铭、杨川庆、杨锦、潘洗尘、许宝健和朱凌波出版了诗歌合集《东北1963》。

为此《财经时报》记者吴小曼曾发表访谈录《诗歌与商业的暧昧》

发布时间：2005-05-02

当诗歌从公众话语逐渐退隐到私人角落时，作为80年代最喧嚣的诗人群落，也渐渐淡出了我们的视野，但作为一个时代生活的缩影，诗人依然被谈论着，但不是作为财富的主角或者社会的精英，而只是作为对一个逝去年代的美好记忆在被祭奠着，多少有些让人悲哀。

于是有人提出，“在当下的生活中，诗人怎么办？”这看似与我们的生活毫不相关的问题，它实际上在印证着当财富经济成为主流、无厘头大行其道时，传统写意的生活方式在被彻底颠覆。

那么，作为诗人的个体命运又将如何？他们不再继续从事与诗歌有关的工作，默默抵制着物质的清贫，但灵魂已经难以飞翔，因为外部已没有给他们提供空间。而另一部分人则合流到商业生活中，并成为企业家、个体老板和国家的公务员，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这种精神与物质世界的交锋注定让他们的生活比单纯的商人生活更加复杂。

《东北1963》的作者正是后一种情形的代表，李占刚、苏历铭、朱凌波、杨锦、许宝健、潘洗尘、杨川庆，他们都是80年代著名的先锋诗人，参与过各种诗歌风潮。到了90年代，他们中的几人要么选择了出国留学，然后回国经商，或者从事投资、地产、教育、传媒，并取得了相当的成就，而诗歌更多地变成为他们联系友谊的纽带，或者一种思维方式。

朱凌波：诗歌从外在形式退隐到灵魂

无论是亲身经历过八十年代初期校园诗歌浪潮和八十年代中叶现代主义诗歌运动的当事者，还是未经历的当代诗歌界和媒体，好像都格外怀念那个时期。仿佛本世纪的诗歌已经衰微，从前的诗人们已经堕落，甚至在探讨诗歌与商业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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