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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友朱彤心（第3页）

他就背起背包又到独立师去了。

这独立师原是河南部队，一九四五年夏天参加中原突围来到华东。他去的时候，这部队刚接到密令，要他们出击到敌人后方，把战线扩大到蒋管区去。朱彤心就跟着去了敌后，没了消息。过了一年，我们打到河南，与独立师会师了，我们去找他却没找到。师首长告诉我们：刚从沂蒙山打出来不几天，朱彤心就叫敌人飞机打伤了腿。当时部队正被十几倍的敌人追击堵截，情况紧急，无法带重伤员走。只好给他二十块银元，把他交给了沿途一个村里的老百姓埋伏起来。结果，我们前脚走，追击的敌人后脚就到。蒋管区的群众条件不同于根据地，估计他是牺牲了。师首长说：“当时的敌情老朱全知道，可这个同志很有党性。组织和他谈过话，他十分镇定，既没哭天抹泪，也没有提什么要求。他只说：请组织上放心，我决不做叛徒，给我留下颗手榴弹吧。”

许多人听了都掉了泪。有人提议给他开个追悼会。队长说，并没确实牺牲的消息，追悼会是开不得的。

过了两年，宣传队在六合地区等待渡江的时候，朱彤心突然穿了身地方干部的制服，骑了匹马，还带了个警卫员，顺着江边威风凛凛地跑来了。看到我们在树下排腰鼓，他老远就跳下马，大声喊道：“奶奶的，到处打听你们驻地，我骑着马整走了一天！”

排演自然停下来了。大家围上去抱他、揍他，摘下他的帽子来往天上扔，七嘴八舌问他怎么还没死。队长拉着他上队部去，那警卫员牵马上来问：“县长，这马卸不卸？”他说：“送马号去说我骑来的，叫老刘帮着喂上，咱今天不回去了。”大家听了目瞪口呆，怀疑刚才是否听真切了！组长结结巴巴地问他说：“刚才叫你什么？什么长？”

“县长。临时的！”朱彤心有点不好意思地说，“找到你们了，我就要回来了。爱什么长什么长，叫别人干去吧，我还是写我的剧本。”

这晚上大家在竹林下开了欢迎会，要他报告这两年战斗经过。他说部队把他留在老乡家，当天晚上敌人就来了。可那家老乡不错，把他藏在草垛里躲了过去。敌人是追击我们的，一走一过，并没久留。他养了个把月，能拄着拐走了，便换上便衣去追队伍。但走错了方向，找到豫皖苏地区去了。地方武装把他收留下来审查了些天，经过几次战斗，发现他是个真干革命的，提他当了区小队队长。革命形势发展挺快，水涨船高，区小队变县大队，县大队改独立团。他当上豫皖苏边界上一个小县的副县长了，这回是带民工队来支援大军渡江。

大家称赞他干得好，给宣传队露了脸。他说不行，他的创作始终也没搞出来，另外他还犯过错误。在镇压土匪时，他要把一个被抓去才当了两天土匪的人也枪毙。那人村里的老乡来作保，他说：“谁再来保，连保人也一块毙！”正要把犯人押往法场时，专区领导赶来参加公审会，才把这事纠正了。领导同志问他：“明知这人是被迫的，才入伙两天，什么罪行都没有，你为什么毙他？”他说：“我怕放了他，土匪要再抓他去，一逼他，他又入伙。”领导说：“你不会先押着他？”他说：“我天天打游击，自己还没地方住呢，哪有地方押他？我这区小队总共九个人，再派一个看着他，不更拉不开栓了？”结果给了他个警告处分。

这晚上他大概跟队长谈了很久。第二天早晨眼都肿了。他对我们几个老同志说，他要求回来；队长说现在他在担任支前的领导工作，不能调他，等渡过江去，安定了再说。他要我们渡江以后经常提醒队长，叫他别忘了这件事。

他依依不舍地走了，不久我也离开了那个部队。

一九五五年，我进中央文学讲习所学习。一天曹禺同志来讲“莎士比亚戏剧”，我忽然发现旁听席位上坐着个人，很象朱彤心。课间休息时，我走过去一问，果然是他。我问他在哪里工作？他说他到底还是又回到老宣传队去了。不过宣传队已改为某军文工团，他已是团级创作员兼副团长。这次请了一年假，专门来当旁听生的。他早知道我在这儿学习，可因为他一直没写出象样儿的作品，“无颜见江东父老”，没好意思来找我。

这一年间，我们每逢听课就见面，甚至学员开讨论会他也来听。他学得很认真，有些理论课几乎都背了下来。而且信心十足，说以前搞了多年创作，始终没明白什么是文学，这回明白了，回去要大干一场，“非吓你们一跳不可！”

我从文学讲习所毕业后，到了工地，他也回西南去了。他好久没有来信，也没见他有吓人一跳的作品印出来。一九五七年，倒传来了“吓人一跳”的消息，西南来的熟人告诉我：他成了右派。

我问：“他怎么会成右派？为什么？”

“说是他从北京回去后，领导要他向本系统的干部讲讲学习心得，他在讲话中大肆吹捧丁玲、艾青和冯雪峰，极力贩卖他们的修正主义黑货。此外，他多年来念念不忘要当作家，这说明他个人主义的名利思想已发展到了极点，使他变质了。”

这以后我自顾不暇，再也没打听他，再也没想起他。

一九八〇年，我改正了右派问题，去西南采访。偶然向人一打听，听说他正在昆明家中等待分配；处分改正了，党籍恢复了，可分配不出去，没单位要他。

“为什么？”

“他得了癌症，医院都不给治了，谁调这么个干部来专等着开追悼会呢？”

我听到这消息，专程到昆明去了一趟。他住在一个电影院附近的小木楼上。只有一间屋子，中间拉个布帘，外边住他女儿，里边住他夫妻二人，东西又多又乱又脏。他身上穿一件旧咔叽干部服，胸前、袖口、领边仍焕发着“铁甲”般的光辉；人很虚胖，脸色焦黄，眼神却极活跃，但总是咳嗽。

我不知说什么好，对坐着呆了半天，还是他先开了话头。

“你近来写的小说我都看了，好咧！他妈的我不行了，我得找点别的事做做！”

我说：“你该先养身体！”

他说：“我要是天天总想着肚里的肿块，活得太不耐烦。想不想反正它都丢不了，由它去！”

我问他怎么得的？他说是十几年来在一个盐碱地区劳动，喝那儿水喝的。先是肾结石，后来变成了胃癌，再后来肺里也有了，淋巴也有了。大夫叫他开刀，他见同屋住的三个人，两个开过刀都死了，就不肯开。不开医院叫他出院。他说：“出院就出院，现在我找个土医生治。”

我问他：“见效吗？”

他说有效，不过要吃点苦。这医生的土治法是用一种药敷在他胳膊上，这胳膊敷上就发炎，溃烂，流浓血。胳膊一烂，肚里就轻快，疼痛也轻了，咳嗽也弱了。这胳膊一收口，肚里就又闹腾起来。于是就用药再敷另一条胳膊。

他说：“我查过古医书，这办法古已有之，属于视由科。”

我装作极有信心，劝他坚持治下去。他也表示极有信心，说决不向癌症投降。但送我出来时，他哭了，我也哭了。我们都说“再见”，可谁也知道难得再见了。

果然，今年春天开中篇小说评奖会，云南来了位作家。我问他：“你知道朱彤心的情况吗？他怎样了？”

“他死了！前两三个月死的。我也才听说。”

我说：“他那病能活这么多年，够例外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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