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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美散记节选（第1页）

安娜

明丽的阳光照射在“五月花”公寓楼前的大草坪上。这是我们来美国以后每天都有的好日子。我们同往常一样在树阴下坐了一会，便走到小河边去。爱荷华河流水淙淙，微风吹过，远处有人吟唱。我心中不禁漾起美丽的遐想：下午不是要到安娜家去吗？这里的主人曾说那里是一个非常幽静美妙的庄园。“安娜，安娜！”是哪个安娜呢？是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的安娜呢？还是契诃夫的《吊在脖子上的安娜》的安娜呢？“安娜”是一个多么可爱的名字，而且又是多么引人思索的名字呵！

聂华苓（“国际写作中心”的负责人）告诉我：安娜的丈夫是一个有名的有钱的大出版家。是保罗·安格尔（华苓的丈夫）的朋友，每年要向“国际写作中心”捐赠一笔款项。可惜前年逝世了。他死以后，安娜继承了他的财产，仍然住在原先的宅院里，仍旧每年给“国际写作中心”捐款，仍旧每年招待一次参加“国际写作中心”的外国作家们去家里做客。今年她旅游去了一趟中国，瞻仰了中国首都北京的建筑；在西安，十分欣赏那里秦墓出土的文物石人石马；又游览了风景如画的西湖。回美国后，见人就述说她奇妙的旅行。今年听说爱荷华又来了中国作家，还有女作家，她兴奋地筹办着，等待着这一天的到来。她那冷寂的庄园又将有一次花团锦簇热闹非凡的晚宴。这大概是一年中最有生气的一个晚上！安娜在盼着。我心中也漾起一片热烘烘的幻景，我也在等着，今晚该是一个如何迷人的晚上呵！

傍晚前，“写作中心”的大车停在一条僻静的、路边一溜粉墙的两扇木门前了。来自二十多个国家、地区的三十多位作家，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兴致勃勃走下车来，站在有点像中国式的矮塌塌的原色的大木门前。我们随着聂华苓夫妇走进大门。门的两边似乎有小房间，可是绕过一道屏风，眼前出现一间宽阔的金碧辉煌的客厅。客人们目不暇接，一时不知从哪里欣赏起。一个年约六十的老妇人，微笑地望着大家。聂华苓把来客一一向她介绍。她依次的与人握手，说一两句客套话。当我握着她的手时，感到很柔软，她眉毛飞扬，笑得更欢了。她说她刚从中国回来不久，中国真美丽；她欢迎我，很高兴看到我。我仔细打量她。她是纯粹的白种人，白皮肤，蓝眼睛，黄头发中渗了许多白的。唇膏涂得很红，穿一件白色绣花衬衫，着一条红色的裤子，脚蹬半高跟凉皮鞋。样子很文静，但也掩盖不住她的兴奋。在她瘦瘦的身材后边，还有两三个稍微显得有点胖的老太太，这些是她的好朋友。通厨房的门口，站着一群系着白围裙的姑娘和着洁白衬衫的小伙子。她们用好奇的眼光打量着涌进来的客人们。

客人们，那些来自东欧、西欧、东亚、西亚、南亚、南美的作家们，一下就散满屋子，有的在欣赏壁上的古典油画，超现实主义的、现代派的……各种流派的画。有的在浏览橱柜中的贵重瓷器、陶器、铜器、银器……有爱斯基摩人的，有印度的，有墨西哥的，也有中国的以及西欧的。别的艺术品，我不能鉴别它的好坏，只是其中有一幅中国的喜鹊闹梅的贝雕，使我很惭愧，因为那实在是一件有一点俗气的工艺品。自然，这里不是真正的画廊，也不是美术博物馆。这里只是在美国随处可以碰到的、时兴的、大同小异、拥挤不堪、雅致与庸俗并存的摆设，是迭更斯小说中的老古玩店。随主人的足迹所至，视金银的多寡与鉴赏力的高低而作出各种表现。屋子里坐满了人，站满了人，发出各种赞扬。女主人公总是含笑随着人的赞扬而点首，她十分欣赏这一群有才气的天之骄子。多可爱的一群作家！这些来自世界各个角落的有名望的优秀人物，才是她最满意的在她的屋子里活动着的艺术珍品。她觉得他们每个人都漂亮无比，她的脸上从胭脂中透出了新红。

她的那几位女朋友，也都是好人，殷勤地帮助她周旋，向客人们介绍她为人的和善、好客，讲她的尊贵、富有、慷慨，也讲她的旅游，她几乎到过半个世界。她的丈夫认识许多作家，在这间客厅里曾经招待过不少名流：法官、律师、经纪人、掮客、作家、画家、音乐家……但像这样多世界闻名的外国作家，却是难得。她的丈夫很早就认识保罗·安格尔，并且支持他的事业，每年都要举行这样一次精彩的酒会，招待保罗的客人。她们这几个要好的女朋友，也是每年来帮忙，这成了神圣职务。她们能同客人们一道参加这样一次酒会就很满意了。那群穿白围裙白衬衣的年轻人，是主人临时雇来的，是要付钱的，大约每人每个钟头得付五六元钱。他们穿梭似的给客人们端茶送水，冰镇的柠檬汁、红的白的葡萄酒、威士忌、白兰地，各种饮料荡漾在玻璃杯中。“干杯！”“祝你健康！”“祝你好运气！”“干杯！”多么醉人呵！

客套话说完了。我同几个年轻客人便走出客厅。咿！原来好天下却在这里呵！像毡子似的绿草坪，比“五月花”公寓前的草坪好多了的草坪，从台阶下一直铺到远处，参天大树环绕着。呵！这就叫庄园呵！大约有七八亩地的草坪绿树，阳光从浓阴中横射过来，树叶也好，草坪也好，都像涂了一层油似的那么发光。我们在这里散步，好像第一次见到这样宁静而阔大的园子，好像第一次呼吸到这样新鲜的空气。那几间水晶宫似的厅堂，静静地为两棵大树掩护着。我心中忽然发问：“她一个人要这么大的园子干什么？一个人就长年关在那水晶宫里么？”适才微笑着的和气的女主人公忽然在我眼前闪出孤单寂寞的影子。据说安娜就是独自一个人住在这里边。她有一个儿子，同他的妻子一起住在附近另一栋屋子里，这几天不在家，出外打猎去了。她已经六十多岁了，自己处理生活家务。每天有一个用人来替她收拾房间、打扫卫生。家里装有电话，需要什么，打一个电话别人就会给她送来，即使是往纽约打电话，什么贵重东西也能按时邮寄来的。房屋四周的门窗都装有警铃，坏人不易闯入。美国的科学发达，警铃造得非常敏感；美国的警务工作，也做得很周密准确，警铃一响，不需三分钟警车就能迅速赶到出事地点。因此安娜老太太一人住在这里，还是很安全的。这里确像世外桃源，神仙洞府，而安娜的生活只有比神仙还舒适。她闷了时，可以打开电视机，靠在沙发上欣赏那红尘中凡人的享受。那里有音乐、舞蹈、诱人的“迪斯科”（disco），有香艳的故事，恋爱，性欲，还有阴谋和凶杀，更多的是新式的汽车、各种美容的香膏香水和各色蛋糕点心的广告，男女老少都在那里吃得津津有味。但安娜有时也很厌倦这种生活，于是她就出国旅游，她从这个美好的笼子里飞出去一会，透透新鲜空气。她和临时组成的一群伴侣往返西方和东方。她对每一座山，每一条河，每一座古建筑，每一件历史文物都是倾心的爱。她搜罗一些美术珍品，把它带回家陈设展览，朝夕把玩。过去，她丈夫在世的时候，她就这样生活，她丈夫死后，她更是这样生活。安娜！安娜！多可爱的人呵！

夕阳西下了，庄园里一片朦胧暮色，有的人在这里散步，也有人在这里悄悄谈情说爱。厅堂里各式古色古香的台灯都亮了。透过玻璃望去，真仿佛是天上。晚宴开始了。客人围在一张长桌旁取菜。红红绿绿摆满了一大桌。西红柿、洋葱、青椒、胡萝卜、美国特产的芥兰菜，洗得干干净净，陈列在这桌上，还有好吃的沙拉、鲜酪、果酱……还有鸡块，是用奶烩的。鸡在美国是最便宜的，也算最不好吃的肉食。但宾主都不在意，只全被这种富贵豪华的气氛沉醉了。主人轮流和各国来宾寒喧，随便说几句笑话，或无任何意思的闲话，总之，她已经认识他们了。客人喝了酒，更随便了，熟人找熟人，互相祝贺，碰杯。安娜的脸更红润了，眼神却显得有些迟滞了。看着主人高兴，我好像得到许多安慰，静静地看着他们。

北京舞蹈学校的我国民族舞专家许淑英同志推辞不过，舞着扇子为宾主作席间表演。这时安娜坐到我旁边来，迷人似的对我说：“我在中国看过中国舞，真是高尚的艺术呵！”她和大家一齐鼓掌，再三欢迎。这酒会将拖延到什么时候呢？

十点钟了，因为回公寓得有两个钟头的路程，客人们只得依依不舍地向主人告别。安娜又站在客厅门口微笑着，依次和客人握手。当许淑英走在她面前时，她想拥抱她却没有伸出手来，只是痴痴地望着她。我赶忙去拉着她的手，觉得她的手很凉。她又显得高兴了，像从梦中醒过来似的说了句什么，大意是很高兴见到你。我就混在人群中离别了她，走出那扇中国式的原色木门。

夜凉如水，汽车在闪闪的灯光中往回去的路上急驰，人们大概都感到疲乏了。我还在想那间水晶宫的屋子现在该怎样了。一阵热闹之后，该更显得空廓、冷寂吧？现在安娜在做什么呢？她在回忆她美丽的一生，还是沉湎在刚刚逝去的非凡的酒会？在她称心如意的一生里，她究竟喜欢什么？她还需要什么，想些什么呢？她是快乐的呢？还是不快乐的呢？……

第二天，我们又准备作一次新的旅行，到近郊一个农民家去作客。这也是我急于想接触和了解的。我们正要出发的时候，华苓来电话，说她不能同我们一道去了，因为她要准备花圈，下午去参加一个朋友的悼别仪式。她告诉我们一个坏消息：昨天夜晚，大约是十一点钟光景，她们的朋友安娜穿着长长的睡衣，一个人坐在客厅里的沙发上逝世了；今天一早，那个去打扫的用人进门时才发现的。她看见满屋子的灯都还灿烂地照着，只有安娜一个人静静地靠在那里。她儿子从打猎地点赶了回来，决定下午举行殡礼。电话就是这样简单。

爱荷华的秋天，总是阳光明丽，风和日暖，我们几十个人又兴致勃勃地坐在一部大汽车里。汽车在高速公路上急驶，疏落的精致的小舍，一闪即过，发黄了的庄稼地，一望无垠，田园风景画般的爱荷华给了我们多么好的印象，它滋润着我们疲劳了的心神。我们迎着清凉的微风，享受着无忧的平稳的生活。可是，伴着车轮滚滚，脑子中回漾出无数思绪。安娜，安娜的一生，昨天，昨天的旋风似的生活，都是一幅幅色彩缤纷的长的画卷。我该怎样去理解、观察和想象呢？现在除了一片怅惘，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1981年12月寄自美国衣阿华

曼哈顿街头夜景

去年十一月四日，我到了纽约，这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傍晚，我住进了曼哈顿区的一家旅馆，地处纽约最繁华的市区。夜晚，我漫步在银行、公司、商店、事务所密聚的街头。高楼耸立夜空，像陡峻的山峰，墙壁是透明的玻璃，好像水晶宫。五颜六色的街灯闪闪烁烁，远远近近，高高低低，时隐时现，走在路上，就像浮游在布满繁星的天空。汽车如风如龙，飞驰而过，车上的尾灯，似无数条红色丝带不断地向远方引伸。这边，明亮的橱窗里，陈列着锃亮的金银餐具，红的玛瑙，青翠的碧玉，金刚钻在耀眼，古铜器也在诱人。那边，是巍峨的宫殿，门口站着穿制服的警士，美丽的花帘在窗后掩映。人行道上，走着不同肤色的人群，服装形形色色，打扮五花八门，都那样来去匆匆。这些人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他们走在通衢大道，却似在险峻的山路上爬行，步步泥泞。曼哈顿是大亨们的天下，他们操纵着世界股票的升降，有些人可以荣华富贵，更多的人逃不脱穷愁的命运。是幸福或是眼泪，都系在这交易所里电子数字的显示牌上。我徜徉在这热闹的街头四顾，灿烂似锦，似花，但我却看不出它的美丽。我感到了这里的复杂，却不认为有多么神秘。这里有一切，这里没有我。但又像一切都没有，惟独只有我。我走在这里，却与这里远离。好像我有缘，才走在这里；但我们之间仍是缺少一丝缘分，我在这里只是一个偶然的，匆忙的过客。

看，那街角上坐着一个老人，伛偻着腰，半闭着眼睛，行人如流水在他身边淌过，闪烁的灯光在他身前掠过。没有人看他一眼，他也不看任何人，他在听什么？他在想什么？他对周围是漠然的，行人对他更漠然。他要什么？好像什么都不要，只是木然地坐在那里。他要干什么？他什么也不干，没有人需要他干点什么，他坐在这热闹的街头，坐在人流中间，他与什么都无关，与街头无关，与人无关。但他还活着，是一个活人，坐在这繁华的街头。他有家吗？有妻子吗？有儿女吗？他一定有过，现在可能都没有了。他就一个人，他总有一个家，一间房子。他坐在那间小的空空的房子里，也像夜晚坐在这繁华的街头一样，没有人理他。他独自一个人，半闭着眼睛伛偻着腰。就这样坐在街头吧，让他来点缀这繁华的街道。总会有一个人望望他，想想他，并由他想到一切。让他独自在街头，在鲜艳的色彩中涂上灰色的一笔。在这里他比不上一盏街灯，比不上橱窗里的一个仿古花瓶，比不上挂在壁上的一幅乱涂的油画，比不上掠身而过的一身紫色的衣裙，比不上眼上的蓝圈，血似的红唇，更比不上牵在女士们手中的那条小狗。他什么都不能比，他只在一幅俗气的风景画里留下一笔不显眼的灰色，和令人思索的一缕冷漠和凄凉。但他可能当过教授，曾经桃李满天下；他可能是个拳王，一次一次使观众激动疯狂；他可能曾在情场得意，半生风流；他可能在赌场失手，一败涂地，输个精光；他也可能曾是亿万富翁，现在却落得无地自容。他两眼望地，他究竟在想什么？是回味那往昔荣华，诅咒今天的满腹忧愁，还是在追想那如烟似雾的欢乐，重温那香甜的春梦？老人，你就坐在那里吧，半闭着眼睛，伛偻着腰，一副木然的样子，点缀纽约的曼哈顿的繁华的夜景吧。别了，曼哈顿，我实在无心在这里久留。

1982年9月25日于北京

保罗·安格尔和聂华苓

当我写上这两个名字的时候，就有一种亲切感涌上心头。虽然我离开他们已经半年，各自因为生活、工作的忙迫而很少通信，然而却是多么亲切的两个热情的人的影子总是站在我面前。在美国的时候，我常常想到他们有那么多的工作、写作，怎能那么周到体贴，把时间精力完全放在对人、对朋友上？二十年来他们已经接待了这么多的外国友人，至今还是无间断地每年接待故人和结交新友，好像从不厌烦，从不疲倦，他们哪里来的那么多的细心、耐心？他们为这项事业耗费了多少宝贵的时间和心血？为的什么呢？我想他们是自有他们的理想的。

保罗是一个十足的美国人。他的祖宗是德国人，许久以前从德国移民来美洲，因此他赋有那种比较纯朴、稳重、扎实的北欧人的性格。但他的作风仍是美国人，是属于老一代的美国人。他热情、坦率、正直、平等待人。自然他对共产主义是不感兴趣的。他认为“极权”政治总是不好的。但他很喜欢毛**的诗，他们夫妇翻译了他的诗词。他对“***”是厌弃的。他也反对还存在于我们社会中的某些封建、官僚主义。但当他遍游了中国的大江南北和参观了我们的首都，接触了我们许多干部、普通老百姓、作家、艺术家之后，他写了很多赞美中国、留恋中国的深情的诗篇。

他喜欢中国人，但遇到意见不一致时，他是要争辩的，不过争辩之后，还像往常一样。去年九月间的一个傍晚，我们有一位同志在聂华苓家里的走廊上同保罗·安格尔聊天。不知怎么这位同志偶尔谈到“美帝国主义侵略者”这个名称的时候，这位美国人听不下去了，便说美国是一个崇尚民主的国家，她从来不是侵略者。这位同志也忘记了是同一个美国人说话，很直率地说：“怎么不是侵略者，朝鲜战争不知杀害了多少中国人、朝鲜人……”我马上感到一场不愉快的争论要发生了。这时聂华苓却说：“保罗，我想我们不应该谈这些，我们不能换一个题目吗？”安格尔惘然若失地望着楼外的景色，然后恍然若有所悟，笑了一笑，对聂华苓说了几句我们听不懂的英语，便坦然地谈别的事情去了。

我们之间一直都谈得很投机。他讲他的故事给我听，小时候如何在家里帮助父亲驯马，他从马上掉下来，他的父亲不打马，而是打他。他在严格的家庭教育中长大，他又如何在贫苦的条件下学文学。他在爱荷华大学是第一个用诗作获得毕业学位的。他又讲了英国的剑桥大学如何给了他助学金，当他启程去英国时，他的全家才忽然发现了他的才气，母亲一句话也不说，只是埋头为他擦皮鞋，把他当一个最荣誉的人那样对待。他讲了他学成后曾回到德国一次，家乡人当然不知道他，只记得关于他老祖父去美洲的往事，并且还记得，可怜的老保罗至今下落不明。

我们的确相处得融洽，而且认为彼此都比较了解。但有一次，我们也几乎争吵起来。这是在欢送我们的家庭小酒宴上，大约有十来个人，是在我将离开爱荷华的前两天，在我们两个人的思想、性格的差异中，留下的一点有趣味的小争执，也是有趣味的回忆。保罗是美国人，但对他的故土德国，仍是饱含感情的，现在他每年都要安排他的客人们去爱荷华的一个德国移民区的乡村去看看，在充满德国情调的地下酒吧间喝酒，在德国饭店吃牛排，在那间毛织品商店买点毛料衣服或毯子，那里有许多美丽的纯毛衣。我们已经去过两次了，也知道那里的一点情况。最早来美洲的德国人，是公社的社员，生活在一起，财产也是公共的，后来才逐渐分开，但现在这个卖纯毛织品的店铺，仍是集体公有的。这次保罗又谈到他的祖先们的集体生活，我开玩笑说：“那是原始共产主义的生活，让我们为美国最早的公社社员们干杯！”也许保罗不愿喝这杯酒，却出于礼貌，勉强陪着我喝了一口。随即说道：“公社老早就散了，散了以后才逐渐富起来的。原来很穷。”我也不愿让步，便说：“那可能是由于美国的资本主义，小小的原始的共产主义给美国庞大的资本主义吃掉了。”保罗忍不住又说：“现在美国公民的最大多数是中产阶级……”看样子他还要说下去，我有点后悔我不该惹他。这时聂华苓又来解围了，她说：“保罗，不能再换个题目谈话吗？”于是保罗不再继续谈他的祖先们的生活，而是同我们碰杯，祝我们一路顺风。

保罗认为现在国与国之间，常常会因为社会政治制度的不同，彼此隔阂，甚至产生不容易消弭的种种矛盾、冲突、战争。但文学艺术是不应该因为这种问题而相互背离，而应该相互交流，并且是可以相通的。后来聂华苓也曾对我说：“我们是用共同语言谈不同的思想。”有的人常常因为思想不同，就认为彼此缺乏共同的语言。他们却认为虽然思想不同，也还是会有共同语言的。文学艺术是超阶级的，艺术就是艺术，那里没有很多政治、思想等；即使有，也可以只谈其中的艺术性。他们夫妇大概就是基于这一点来举办国际写作中心，为世界各地的作家提供交流的机会和园地。

事实上，自然并不那么简单，在充满了政治斗争气氛的世界上，一尘不染是很困难的。因此聂华苓也曾对我们说过这样的话，他们夫妇只在集中精力，专门写作的时候才享有无限的愉快。一旦触及到有关政治关系的事情时，便会不胜其烦了。是的，情况确是这样的。去年九月，在一次介绍中国现代文学的座谈会上，有个旁听的来自台湾的中国学生站起来挑衅地质问我们，为什么要抓人？为什么抓***？等等。保罗不等我们回答便站起来说：“大陆抓人比台湾少，是台湾抓得更多。难道不是这样吗？”隔了一会，那个台湾学生又红着脸发言，指责保罗以一个美国人，却偏袒“大陆”，问他有什么证据这样说。这时保罗刚刚走出了会场，聂华苓马上站起来说：“保罗当然有证据这样说。要提问题，应该当保罗在场的时候，当他的面提。”这时，一个外国作家，大概是希腊人，也站起来说道：“报纸上人人都可以读到的，陈文成教授在台湾惨死，不是事实吗？还要什么别的证据？”这才堵住了这个台湾学生的嘴。这样的事例并不是绝无仅有。埃及总统萨达特被刺杀事件发生后，写作中心便不得不把原定的报告中东文学的一次座谈会取消，因为怕在会场上引起群众性的冲突。我们参观农场时，农民向我们诉说，他们一年辛苦，丰收了，可是粮价压得很低，而且卖不出去，只好喂牲口；农业机械价格贵，又面临和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的竞争；教育经费、社会福利基金减少，老百姓对这些很有意见。保罗是同情的。他自己也对我们说，里根政府继续卖武器给台湾是愚蠢的。

我还要说这个美国人有很多地方值得我学习。有一晚，我们在他家里聊天，已经十一点了。听到门铃响，保罗去开门，带进来一个年轻的姑娘，她来这一带找亲戚，天黑了，找不到，就敲门问路。保罗说了一句：“请等一等。”便进屋脱下睡衣，换好衣服出去，开车陪送那位不认识的姑娘找亲戚去了。

聂华苓笑着告诉我们说，王蒙前年曾经给保罗做过一个鉴定，说他“出身好，劳动好，群众关系好”。王蒙说得对，保罗的劳动的确是好的。去年他七十三岁，每天都要把一个或两个很大的垃圾袋搬到山下去；屋顶漏了，他自己上房；地板坏了，他自己修理；扫院子，剪草坪，把院子里的枯树锯倒，劈开，垒整齐，留到冬天烧壁炉，既有风趣，又可省电。这种自己动手的习惯，不只保罗这样，我看到的很多美国人都是这样。美国是一个新兴的国家，他们的父辈大多是劳动人民，即使很多人后来富有了，甚至成了政府官员、学者教授，但并不都摆官架子，大多数还是像普通人那样，很多事情都是自己动手去做。

过去保罗负责国际写作中心时，聂华苓帮助他，是他的助手。现在聂华苓负责了，保罗是她的顾问，也是她的助手。保罗的美国式的求实精神，影响了聂华苓，而聂华苓的中国式的细腻大方也为国际写作中心增加了更多声望。聂华苓虽然入了美国籍，是爱荷华大学的一个教授，但实际是一个非常中国式的中国人，一个讲究人情，殷勤能干、贤惠好客的中国妇女。有时她好像一个干练的工作人员，一个善于应对的交际家，但实际她还是一个作家。她有作家的敏感，有作家的坦率与热情。她经过风霜而没有怪癖，很能随和而从不盲从。她从事艰难的事业但又很乐观。她的坚毅的工作精神和爽朗的笑声，都是非常动人的。

凡是在国外生活的中国人，都很自然地对祖国怀抱着强烈的希望，希望祖国繁荣强盛。但同时也存在着对祖国的不十分了解，有的人因时间、地域、知识等等的原因以及西方自由思想的影响，产生了一些怀疑，特别是由于十年浩劫，“***”的大破坏和某些**反华专家的肆意渲染，使我们在世界一部分人中留下很坏的印象。我们没有理由要求别人都能完全同我们自己一样，同我们走过几十年战争历程的老党员那样，理解那深藏在我国各族人民之中的力量和美德，以及共产党的伟大作用。现在许多外国人，或在外国生活的中国人，都愿意同我们亲近、友好，增加了解，发展友谊，这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世界潮流。聂华苓主持的国际文学交流是这个潮流中的一股力量，又推动这个潮流更加前进。尽管她在今后工作中将遇到很多路障，但我相信，他们能够辨别是非，排除干扰，取得成就。他们的工作，不只博得各国作家、人民的赞同，也得到美国人民和美国政府中有识之士的支持。一九八一年八月间，保罗和聂华苓夫妇获得美国五十个州的州长通过的国际文学工作奖，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

1982年夏

橄榄球赛

州外的一个大学的球队要来爱荷华，同爱荷华大学的球队比赛橄榄球，这是每年都要举行的州际球赛之一。这个消息在爱荷华是头等消息，已经飞翔好些天了，甚至也惊动了从来对球赛毫不热心的我。在这场球赛的前几天，保罗就好几次兴奋地告诉我，已经为我们买好了门票，非请我们去看看不可。他自己年轻时也是橄榄球的爱好者。据我观察，好像极大部分美国人都是橄榄球迷，都是橄榄球运动的爱好者。比赛当天，从八点钟开始，我们公寓楼前的大街上，汽车就一辆接着一辆，两三部车并排从飞机场那个方向驶来，就像几条巨龙从高坡上安静地快速地连绵不断地下滑，经过我们窗下的街道朝一个方向，驰向爱荷华区的大球场。这些球迷有的是从芝加哥，或更远的地方乘飞机到爱荷华，在机场转乘汽车来的，也有是从邻近的那些州的城乡来的，东南西北，各条路上都有汽车赶来。一早，城市就不安宁了，四面八方，川流不息的汽车，都朝这里涌来。听说球场能容纳十万人，就是这个城市人口的两倍，我还有点怀疑。在北京天安门，有五十万人或一百万人集会，我会觉得平常，但在爱荷华这么一个幽静、美丽、风景如画的小城，怎么能吸引十万观众来参观球赛呢？然而当我们——保罗、匈牙利作家Gyo

gySomlyo夫妇、印度作家Su

ilGa

gopadhyay夫妇乘汽车将要接近赛球场时，我们相信了。

在赛场的外围，我们还在车里就看见车辆拥挤，像波浪一样向一个方向推进，而且听到了赛场内传来的号声、鼓声、人声、真是金鼓齐鸣。这嘈杂轰动的音乐，是在鼓舞运动员们向前、拚搏。赛场四周的马路停车场，都密密麻麻停满了汽车，汽车无法开到门口，我们就被迫下车了。我们紧张地跟随人群走入球场。周围都是人，我没有时间顾盼，也来不及细听，匆匆忙忙从人堆中、人缝中走上了看台，找到了我们的座位，实际上位子老早被先到的人占了，不过美国人还是讲秩序、讲礼貌的，很快给我们腾出一小截地方，我们将就着挤进了人群的行列，勉勉强强坐了下来。球赛已经开始一会了。秋阳下，四面看台上挤得层层叠叠，万头攒动。我的周围全是红男绿女，老老少少，个个都用热情的眼光，集中在球场上。他们一点不注意我们，周围谁也不管谁，好像忘记了现实世界，只是关注球赛的进程，不断地叫啸，挥拳，摇头，顿脚，叹气，哈哈大笑，坐立不安。为了什么呢？就为了球场中的那个球。可是我极目去看、去找、球在哪里呢？只看见那些运动员，个个膀粗腰圆，身高体大，都戴着防护面罩，穿着护身盔甲，像古代出征的勇士。球出现了，一个人扑上去，其余的人也全扑过去，压上去，两队球员成群的在那里相扑，争夺，球不见了，球又忽然从人缝里飞了出来，人们飞速地散开，朝着球冲去、扑去，人又堆在一块了，摔了，倒了……于是四周的看台上喊声不止，打口哨的，叫骂的，振臂狂呼的，只要有了一个球的胜负，看台上的啦啦队，球场四周的鼓乐队，鼓号齐鸣，欢声四起。这样热闹的场面，一会又重复一次，一次比一次强烈，狂热。我目不转睛地盯着赛场和那群奔跑拼抢的彪形大汉，我怎样也看不清那球的起落，听不清混为一体的人潮轰鸣，我只觉得自己像沧海一粟，在海涛冲击下，追波逐浪，一任沉浮。人海在奔腾，人山在崩裂，我好像离他们很远，不了解他们，不明白周围发生的一切。我痴痴地看看我周围的这个那个。匈牙利的女作家安娜（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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