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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筹备（第2页）

这事情弄得我有点茫然。但我也并不是不能了解：这和我的出走长沙，不也是大同小异的吗？我揣想：悲鸿是可能受到了侮辱。“革命”衙门的气事实上比封建衙门的还要难受。看到陈诚把他请进了部长室，当然也是表示了相当敬意的。但这敬意明白地还不够。尽管怎样忙，为什么不派部汽车送他到昙花林，而要把他一个人撇下呢？请也不容易请来的人，请来了，却又被一股怪气冲跑了。

三、昙花林

昙花林在武昌城内的西北隅，在文华大学的对面。地方很宽大，房屋很多，但建筑都很旧，涂上的红油漆都已经快泛黑了。照名称看来，在前大约是什么佛教的建筑吧？这一段古我却没有工夫考过。政治部刚成立的时候，这儿曾做过本部。要经过一条很窄而长的背街才能到达，那条背街只能够勉强通过一部小汽车。大员们嫌交通不便，不久便乔迁了。于是这样大的一个地盘便留给了我们。场面真够大，大到尽可以在里面办一座综合大学。

地方尽管大，但三厅的人后来有一个时期却把它挤满了。

各处、各科和秘书室，在编制中正式的名额就有三百多人。加上附属团队：孩子剧团，抗战宣传队四队，抗敌演剧队十队，漫画宣传队一队，还有各科处的雇员、公役、卫士等等，合共总在两千人左右。此外制片厂的几百人和电影放映队五队驻在汉口的杨森花园，还没有计算在内。

空地很多，周围的树木也很多。附属团队在受着短期训练时，空地有时成为操场，有时成为戏场，差不多整天都有弦歌之声在浩荡地激扬着。我们的门禁并不森严，外来群众是可以随意出入的。不知道的人或许会以为是游戏场了。

但这个僻静的地方，不久便成了敌人轰炸的目标。当敌机空袭的时候，往往在周围投弹，也引起过不少的牺牲。

对面的文华大学是教会学校。因为隔得太近，怕遭殃，便在每一座房顶上画出一面大花旗，作为保护。当时日寇的空袭并不厉害，一切防空设备都有点近于儿戏。昙花林里面，政治部本部也为我们留下了一些防空室，是在空地中像坟墓那样用红砖砌成的。那只可避免一些破片的波及而已。

因此每到有空袭的时候，很多人不肯进防空室，随意在树下或者房屋里躲避一下了事。但也有极少数的人跑文华大学的，胆大者便讥刺为“跑租界”。

不幸的是有一位“跑租界”的却遭了殃。有一次文华大学的一座大教室当头中弹，好些人被炸死，其中有我们一位接近国民党的高级科员。

还有一次，是附近城外的一株柳树中弹。树下正躲避着几位公务人员，全被炸死。我曾经去看过。有两位的脑髓震飞了，只剩下一个空壳。那个**的目标当然也就是昙花林了。

这些人的生命真是有点类似“昙花”，但昙花林本身却是命长，敌弹一次也没有命中过。

四、孩子剧团

孩子剧团的隶属于第三厅，是在筹备中完成的，我自己认为是最满意的事。

这个剧团是在“八一三”以后上海的一个难民收容所里面的一部分小朋友们所组成的。差不多各省的人都有，年纪大的不过十五六岁，小的只有八九岁，有男的，也有女的。他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些波澜曲折的经过，假使有人把他们逐一写出来，尽可以成为一部抗战的侧面史。可惜现在人是老早分散，资料也散失了。但有些小朋友，在今天已经成为大学教授或者钢铁般的战士，那是值得安慰的事。

这个剧团在上海的时候，曾经做过很多工作，或者到电台广播，或者到各处收容所里去轮流服务。因此，有一个时期，立群也和他们发生过密切的关系。那的确是一群天才儿童的集合，组织能力强，工作效率高，也很有机智，能适应种种恶劣的环境。

上海成为孤岛之后，他们化整为零地，装着难民的孩子逃了出来。经过徐州、开封、新郑等地，逃到了武汉。在他们逃到武汉时，我正在长沙。他们先分别向市**、市党部和什么抗敌后援委员会等请求收编，但那些党老爷们、官老爷们却要解散他们，把他们分发到各处的难童收容所里面去。这，他们是死不愿意的。正当危急存亡的时候，我从长沙回来了。他们来找我想办法。这是义不容辞的，而且要解决这个问题，在我看来觉得比第三厅的组织还要迫切。

我为了这事，专门去找过陈诚，建议由政治部来收编，作为一个宣传单位，隶属三厅。陈诚同意了。这问题便告了一个段落。不过到后来还有过一些小波折。在一次部务会议上提出这个决定来报告，有些人横生枝节。

张厉生说：那些耍猴戏的娃娃们会做什么！由部里出些津贴把他们安插进各个小学里去好了。

康泽说：要收编，只能作为民众团体，应该归第二厅管辖。

但陈诚大概是为了维持自己的威信，维持了原议。

就这样，孩子剧团便得以隶属于第三厅第六处第一科，而成为我们的一个优秀的宣传单位。

他们始终是自己管理自己的，一面工作，一面学习，丝毫也不肯懈怠。他们在武汉，在长沙，在衡阳，在桂林，都做了很多的工作。由桂林步行到重庆，沿途工作着，留下了很好的影响。到了重庆之后，也曾到川南、川北好多县份去起过示范作用。然而在时间的进行中，逐步受着限制、迫害、隔离、摧残，而终被解散了。这些都是后事，我在这儿就只能够提示一下这么一个梗概。

五、鹿地亘夫妇

在**的时候，有一次在九龙的某旅馆的电梯里，由陈烟桥递了一张字条给我。那是鹿地亘写的，说他在上海受敌人迫害，已经和他的夫人池田幸子逃到了**，但生活无着，要我给他们想些办法。

我那时抱歉得很，实在没有什么办法可想，而且连信也没有回。

但在筹备第三厅的时期中，要搞对敌宣传了，这使我感觉到是鹿地的很好的工作机会。

一次在陈诚的公馆里吃午饭，我对他说：对敌宣传要搞好，单靠几个从日本回来的留学生是不行的，一定得请些日本朋友来帮忙。譬如我自己，前后在日本待了二十年，而且过的生活差不多和日本人同样，然而我的日本话便没有到家。

他开始有点不太相信的样子，这样说道：“你在客气吧？任何日本通，谁还通得过你？”

“不，事实上并不是那样。”我继续着，“凭我自己的经验，凡是学一种外国语，要从小时候起就受过外国人的小学、中学的教育，那样才可以到家，但那样的人可能就不是中国人了。如果上了二十岁才到外国去开始学习的，即使学到老，也不见得会到家。我顶不高兴，有些人跑到英国、美国去，三两年回来，便装出一个了不起的样子。其实那些都是骗子！”

陈诚笑起来了。他反问我：在目前哪儿去找日本朋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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