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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山中岁月（第4页）

褚时健说：“我们这套低成本、高质量的生产周转，别的人都做不到，所以哪一派斗胜了上来，他就得找我。写个大字报，会上点你的名，别计较。嘁你靠边你就靠，过两年风水转了，还要来找你的。虽然这个‘*****’真的是很多人都被斗，有些还被斗得很惨，我却没有被斗过。”

当时有个口号叫“抓革命、促生产”，造反派们甚至对褚时健表示：“我们在前边抓革命，你在后边把我们厂的生产搞好，这样我们不会被抓辫子。”

有了这样的环境，褚时健得以安心搞企业，很少在批斗会上露面。他对一些同样境遇的“走资派”“摘帽右派”说：“写个大字报，会上点你的名，别计较。喊你靠边你就靠，过两年风水转了，还要来找你的。生闷气不解决问题，我的心态是把事情做好。”

就在这个小糖厂，褚时健实现了搞企业的梦想，也看清了自己拥有的无尽创造力。

褚时健自豪地说：“我们搞了三个品种——糖、酒、纸，三种产品都搞出了名堂。不是我有什么神奇之手，而是善于学习，从小就这样。我所到的地方，一路的记录都是一两年就有起色。我一直有个意识，人活着就要干事情，千事情就要干好。干得好不好，有三个标准：第一个，把事情做好，事情做好的关键是利润要增长；第二个，做事情，钱花多了也不行，那些年我们是帮国家搞企业，帮国家搞就要替国家算账；第三个，干事情就要对大家都有利。可以说，新平的实践为我后来管理玉溪卷烟厂打下了基础。”

追忆哀牢山：承受苦难和战胜苦难的能力

“在元江、曼蚌，一直到戛洒这20年，差不多占了我一生的一大段时间。”

就在这段时间，儿子褚一斌出生了，褚时健有了一个美满的四口之家。

褚一斌有幸在昆明出生，可他出生没几天，褚时健牵挂厂里的生产，催促马静芬回新平。褚时健的话就是命令，马静芬抱着儿子，和丈夫一起坐了三天汽车，回到了新平。不巧正赶上修路，车堵在漠沙江边等渡轮，一等几个小时。

褚时健归心似箭，不耐烦了，他说：“不等了，我们走回去。”

一听这话，马静芬眼泪流了下来。还有十几里路，抱着出生没几天的孩子，怎么走？褚时健对妻子的眼泪有些无奈：“在农村，女人路上生完孩子抱着就回家，哪有那么复杂？”

当年谈起这些事，说一次两口子就吵一次，为了这，马静芬不知哭了多少回。当光阴把记忆压成碎片后，她终于能够平静地回忆往事了。

“我这一生，大小产一共有五次。我的身体不好，每一次的反应都让人死去活来。生映群时，他来医院守过，以后就不来了。有一次我动大手术，他干他的工作，没来。手术完了，他到病房看了看，给我倒了杯水就走了。”

“在磨盘山时，我在山区小学教书，映群每天跟我到学校。有一次，晚上下班遇上瓢泼大雨，我们两个在山路上走，全身搞得和泥人一样，回到家连裤带都是湿的，他都没想起来接我们一下。”

“那段时间我流过一次产，他没时间管我，十几里山路，我一个人走去做手术，中间还要蹚水过一条河。我觉得他是身体太好了，体会不到我这种老病号的难处。”

“你别看他跟当地的农民、跟厂里的工人处得来，回到家和我跟孩子却没有话讲。我们两个孩子，他一个都没有抱过。在新平时，有个邻居偷偷问过我妈，映群是不是老褚亲生的？搞得孩子都怕他。映群在县城上学，离家几十里，他去开会，顺便到学校去看她，映群没钱花了，都不敢开口问他要点儿钱。”

“戛洒天气热，每天晚上都要洗澡。他肩上搭条毛巾，叫声‘走，儿子，洗澡’，自己就往前走了。一斌才多大一点儿，吧唧吧唧地紧跟着赶，他连头都不回。”

“我在戛洒小学教书时，因为是‘右派’的妻子受人欺负。我忍不住告诉了他，他咬着牙说：‘谁再敢欺负你，我就杀了他。’老褚是个说话算数的人，我以后就不敢跟他讲这些事了。”

妻子记忆里的戛洒生活，带着太多的无奈和心酸，那么，女儿褚映群的记忆呢？

褚映群从小就没过过几天好日子。父亲命运的改变，不可避免地也改变了她的生活环境。爸爸从国家干部变成了大山深处接受劳动改造的“右派”，她童年和少年的悲喜悠游，都与艰辛困苦紧紧相连。甚至她的童年和少年教育，也是在条件简陋的学校完成的。

生活的经历，让她从小就知道隐忍、懂得体贴、善于观察。她说过，有些时候，她是妈妈和爸爸之间的黏合剂，在这个四口之家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当年的采访中，她很少谈到自己，只是用一种冷静的语言谈及父母。

她说：“那些年我不记得过过什么好日子。有几年我和妈妈、弟弟在一起，我上小学的时候就帮我妈带弟弟。对我老爸，我从来不会提要求，不会诉苦，因为我的老爸太坚强。我觉得，他甚至连表达感情的话都不会说。现在到我们家，你会看到他做家务、逗娃娃，对我的女儿和侄女很好，我觉得，他好像是把没有给我们的给了第三代。”

问起她的爱好时，她说她爱读书，小时候就喜欢，即使在新平傣族寨子里当知青的时候，她也坚持了读书的习惯。所以恢复高考后，她第一年就考上了昆明的大学。

这些事情在褚Ⅱ寸健的记忆里是不是完全没有呢？不是。

1991年的采访中，褚时健说：“我这个人太粗，当然，冈为我的粗，很多时候也得罪了我的家人。我不是有意的，希望他们不要计较。在我看来，我们这个家庭是高层次的。从困境中一路走过来，最后统一到对事业的追求上，很难得。虽然不表达，但我对家里的感情很深，如果没有他们，有时候我会想，干不成就算了，有了他们，我就一定要干好。”

几年后，褚时健的话得到了证实，他让妻子看到了他对她的爱、对这个家的负责、对女儿的痛惜、对儿子的牵挂。

1978年，“右派”问题得到最大力度的解决，大部分人“一律摘帽，回到人民的队伍”。

1979年，褚时健在戛洒镇上看到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文件，他对老伴说：“一切该结束了。我是搞经济、搞技术的，我们这些人又有用武之地了。”

此一去，山中二十年；此一去，青丝掺白发。

1979年，褚时健终于要离开哀牢山了。他将二十年山中生活的所有痛苦回忆打包装进了记忆深处……

他感慨：“这么多年，有人消沉了，有人说浪费了，不是有句话叫‘蹉跎岁月’吗？我不那么想。我觉得，经历对每一个人都是一笔财富。但一个被经历的苦难压倒的人，是无法得到这笔财富的。任何时候，我都想千事情，成绩算谁的我不在乎。我觉得，人在任何时候精神都不能垮，在任何情况下，都应该有所作为，这是对自己负责任。人不光要承受苦难，还要有战胜苦难的能力。”

送别褚时健时，戛洒糖厂的职工依依不舍。在他们眼中，他们的厂长是个有着无穷动力和能力的人，用句最普通的话形容：只要他沾手的事，就能干好。

因此，他们对来接褚时健的玉溪卷烟厂的人说，戛洒糖厂的福气要被带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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