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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个年代一一关于生命与诗的对谈下（第1页）

朱凌波苏历铭

2014年3月26日下午

北京香山伴山咖啡店

旅居珠海是最开心最平静的时光

苏：我虽然一直从事投资银行工作，但从不参与二级市场炒作，一直认为尚未健全的市场很可能就是一个屠宰场，所以我佩服你的勇气。我觉得某种程度上，你是一个极端的人，当年进入诗歌状态如此，从事商业活动也如此，虽然身份变了，其实你还是在艺术家状态的层面里实施你的经营策略。

朱：我到珠海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十几年的商界生活让我感到厌倦了，一个是股票投资失败的重大打击和损失，也让我产生了一种疲惫感。我最亲密的兄弟宋词在珠海，我在深圳期间经常去看他，珠海这个海边城市，生活节奏比较慢，特别适合安居乐业的生活。我表现出这种情绪以后，宋词就说干脆你到珠海来休息一段，当时这个哥们儿把房子都给我租好了，所以我就收拾收拾家当，带着老婆孩子去了珠海。我的想法很简单，去珠海就是休息，什么都不想，但是休息一段又闲不住，当时兴起自由撰稿人的风气，我一想闲着也没事正好把这些年的个人感触和商界体会写一写，所以我跟我太太，实际上我太太也是文学人，也写过小说，我说这样，咱俩也写一写，看看能不能维持最基本的生活。那一年我们是很认真很投入的写，把想好的标题都贴到墙上，我每天白天睡觉，晚上吃个饭，冲个凉，还不会电脑打字，预备清凉油，蜡烛……

苏：你要蜡烛干什么用呢？

朱：预防停电啊。当时为了保留底稿，就买了复写纸，每一篇稿子都是一式三、四份的样子。

苏：你都给哪些报刊投稿呢？

朱：我最早给的就是最认可的几家报刊，《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再加上《书城》杂志，后来还有深圳、珠海当地的报纸，印象特别深的是第一篇稿子的标题《洪水已过，尖刀安在》，是写崔健的，《南方周末》那个周刊版编辑是诗人马莉，虽然没见过面，但跟她老公评论家朱子庆原来经常有书信往来。我记得他们还来过电话，说怎么你又出山了？马莉把我原来的题目改了叫《崔健：激情不在》，那篇文章影响比较大，被全国不少报刊包括《读者文摘》都转载过，尤其我在这边文章里引用的美国作家《每天守望者》塞林格的那句名言“一个不成熟的男人是为了某种高尚的事业而英勇得献身，一个成熟的男人是为了某种高尚的事业而卑贱地活着。”更是被传颂一时。那一年里，我和我太太协同作战，我写作的，她带孩子，有时她也写，每个月的稿费大概在三千到四千元，在珠海生活是没问题的。当时每天晚上，我和我太太做一桌的酒菜，把宋词、还有其他都是移民的邻居喊过来喝酒，一直喝到半夜，天天就过着这种流水席般的生活，然后就熬夜写作，到目前为止我认为对我来讲最开心最平静的生活就是在珠海这段时光。

苏：你从八十年代中后期狂热的诗歌写作，到了九十年代后期的专栏写作，你觉得它们之间有着某种必然的联系吗？

朱：严格意义上讲，是没有什么联系的。在珠海的写作就是两个原因，第一个就是闲待也是没事，另外一个毕竟写作是我天然的能力，还是想写点东西，也算是给生活的补贴。这样既可以把我这么多年沉淀的东西写出来，还想通过写作这种方式赚点生活费，养家糊口。

苏：现在看来，你在珠海这一年的生活是你生命中是非常愉悦的时间，那为什么不像宋词那样选择在珠海生活呢？

朱：在珠海待了一年后，一个是不能坐吃山空，一个是还想干点事，当时并没有什么目标，就是想再找个地方。决定之后我就又找了个理发店理发，第一份工作当时很大的一个公司科龙电器，当时是公关部需要一个头儿，我就去了，结果三天就跑了，我深刻地认识到自己已经不适合机械化的大组织生活。然后就跑到北京，还是你的朋友帮我介绍了山东一家上市公司，他们想做重组，当时给我一个财务总监职务，跟他们忽悠了小半年。

诗坛已经没有任何意义

苏：那时我刚回国不久，2000年吧。也就是说你的诗歌实际上留在了上一个世纪，那我们现在单纯地谈谈你的职业和生活的选择，有时职业的选择也是鬼使神差，你肯定没有事先预想到，你会进入房地产这个行业。

朱：实际上这又跟诗人有关系了，到北京年以后，不得不提到无论对中国诗坛还是对我个人都是很重要的一个人徐敬亚，应该说我是真正把他当作亦师亦友的人。在诗歌上我也感谢他，当年通过他的《深圳青年报》平台，投身到现代主义诗歌运动。而我真正进入房地产领域，也是徐敬亚把我带进去的。当时老徐也像我一样，无论是生活所迫还是为了干事，已经成为房地产策划大师了，他当时在河南郑州一家公司做总策划，后来是总经理、首席顾问等职位。当时这个河南这家公司要改制，要找金融专业人才，老徐就把我介绍去了，去做董事长助理。在郑州待了有大半年，跟敬亚、小妮两口子住在一栋别墅，朝夕相处，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甚至对诗歌，甚至对写作，也是我非常开心的一段时间。我特别感谢老徐，其实我跟老徐一样，去郑州肯定是一个临时之举，所以呆了半年，再加上跟那家公司的老板有很多东西契合不上，我就又跑回北京，这是2001年，这一年算是我正式进入房地产行业，一晃过去十三年了。

苏：这十三年里，房地产正好成为中国国民经济发展最重要的一个支柱产业，实际上有些滑稽，我觉得这个选择可能更多的源于你的专业的判断，这和有过专业训练是不可分的，你最后成立亚太商业不动产学院，在全国范围内从事培训和行业顾问等工作，是有远见的，它能让你有一个广阔施展的你想法的空间。现在我们再回过头来谈诗，你和老徐、小妮在一起生活了有大半年吧？和他们近距离的生活是不是又产生了写诗的愿望呢？

朱：没有，一点都没有。你不是也劝我把过去的作品整理出来出一本诗集吗？不是我装作无所谓，确实没有发表或者出诗集的愿望，在这一点上，还说一个对我个人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死亡、孤独的情绪一直在笼罩着我，我总觉得我这一生，这种虚无的东西像空气一样，经常让我瞬间感到窒息。

苏：你不是说过写诗是对抗虚无的方式吗？你既然还活着就是没有找到死去的理由，而这种虚无的情绪又在每时每刻地困扰着灵魂，为什么不用更强大的方式，比如写作去对抗这种虚无呢？况且从我们的青春开始，诗歌作为一个很重要的载体，无论最后它是不是完整的或者完全的表现了你的内心，作为一个很重要的思想出口，诗是独特的表现方式，包括现在你想重新成为一个诗人的愿望吗？

朱：没有要重新成为诗人的愿望。我只是觉得到了四十五岁以后，尤其后来从商业的第一线退出，到清华大学包括现在自己做的这种专业培训，其实这个转机也是我另外一个转折点。一个是商界多年的拼杀和危机、风险相伴的生活让我厌倦了，一个是成为成功商人的失败主义也让我厌倦了，还有一个是骨子里的人文情怀也好，或者是虚无主义也好，我只能接受选择的结果。我选择去清华大学做培训，是想做一个从容却不一定很赚钱的事情，这份工作最起码是我喜欢的，可以自主支配，能够按照自己的想法去运作。当然在这样一个恢复的过程中，诗歌也慢慢开始复苏，有时像潮水一样从我的后背开始蔓延淹没，但我没有想在所谓的诗坛上获得诗人的位置，我始终认为我就是一个诗人，不需要任何人来验证。人有两条腿，我认为诗歌是我精神人生的第三条腿，它最终能使我的灵魂能找到真正的平衡。

苏：实际上你在1980年代中后期介入诗坛用力过猛，当时我就劝过你，其实是没有必要的，我一直认为写诗是个人的事情，不能把它搞成热火朝天的社会活动。如果不是前几年做了《诗探索》杂志的义工，我就不会参加任何的诗歌活动，说实话，我还是习惯和商界的人打交道，他们比较真实，能合作就携手，不能合作就各忙自己的事，而诗歌圈则不同，有太多的搅拌和立场。即便一直坚持写诗，也是和所谓诗坛没有关系的，一是厌倦它的存在，一是视它并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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