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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铜是把老骨头（第1页）

《蟠虺》的写作有些令人意外，不过，我是不会说对不起的。

在写作中，城市与乡村的差异，对作家来说，是二选一，还是二选二，都不是什么问题。影响作家的关键是内在情怀，与肉身所处的一切物质无关。那些缺少情怀的行尸走肉，放在哪里也不会有文学机缘出现。

文学在很多时候就是对生活习惯表示异议。比如当机场、车站等各种路边店铺叫嚷出卖职场、官场、厚黑和借励志之名、行滥欲之实的书籍时，文学就要旗帜鲜明地告诉人们，内战是万恶之首，内斗是万恶之源。

与当下政治在某些方面交集是文学的魅力之一。这些年人们下意识地想将文学与政治做彻底切割，原因在于某些写作者的骨头太软。如果人活得都像《蟠虺》中的曾本之、马跃之、郝文章，不仅是政治，整个社会生活都会变得有诗意和更浪漫。文学与政治交集时，一定不要受到政治的摆布，相反，文学一定要成为政治的品格向导。

公元前七〇六年，楚伐随，结盟而返；公元前七〇四年，楚伐随，开濮地而还；公元前七〇一年楚伐随，夺其盟国而还；公元前六九〇年，楚伐随，旧盟新结而返；公元前六四〇年，楚伐随，随请和而还。

《蟠虺》中的这段话，出自史实：春秋战国看似天下大乱，实际上仍存在一定的社会伦理底线。公元前五〇六年，吴三万兵伐楚，楚军六十万仍国破，吴王逼随王交出前往避难的楚王，随王不答应，说随僻远弱小，楚让随存在下来，随与楚世代有盟约，至今天没有改变。如果一有危难就互相抛弃，随还将用什么来服侍吴王呢？吴王觉得理亏，便引兵而退。随没有计较二百年间屡屡遭楚杀伐，再次歃血为盟。才有了后来楚惠王五十六年作大国之重器，也许就包括旷世奇葩曾侯乙尊盘，以赠随王曾侯乙。制度固然重要，如果没有强大的社会伦理基础，再好的制度也会沦为少数人手中的玩物。引领势如破竹大军的吴王，只因理亏便引兵而退，便是这种伦理约束的结果。小说中，老省长和郑雄，还有熊达世的所作所为，则是反证，在视伦理为无物者面前，制度同样如同虚设。“非大德之人，非天助之力，不可为之。”小说中老三口说的这话，不仅仅是“人在做，天在看，心中无愧，百无禁忌”，大德与无愧，都是向着社会伦理的表述。与制度相比，伦理防线的崩塌的危害更大。

文学的独立性在虚构，只不过这种虚构是艺术意义上的。在质感上，虚构的文学，其真实性总是大于局部的生活真实。不管是文字的，还是口语的，所有试图进入生活本身或者人生本身的叙事方式都存在虚构。叙事是一把尺子，尺子的长度是有限的，生活与人生是无限的，想要知道生活本身有多长，想要了解人生的长度，唯有在尺子量得某些基本尺寸后，再通过虚构才能达到。《蟠虺》中的曾侯乙尊盘也是一把尺子，也在丈量人生，更在丈量历史与现实。小说也应当像曾侯乙尊盘那样，经得起岁月的消磨，也经得起世俗的尘封，等到白发苍苍时，还能轻言细语与孙辈不时提起，且不觉得愧疚。

古往今来，将文学作为获取功利的工具之人从来不在少数。好在文学的生生不息与那些人不存在利害关系，不是由那些利欲熏心的家伙说了算。有人想当明星，想天天活在媒体娱乐版上；有人想做有钱人，想夜夜泡在花天酒地里；那就让他们按自己的想法去做好了。文学正如历久弥坚、大彻大悟的青铜重器。与这样的文学匹配的作家注定只能是金庸笔下的“扫地僧”。

二〇一四年七月十二号于东湖梨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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