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魍魉世界（第1页）

南京囚居回忆

一被捕之前

一九三一年二月，胡也频死难后，我先住在李达家里，后来搬到沈从文兄妹的宿处。四月初，向《东方杂志》郑振铎先生借了二百元钱做路费，由沈从文先生陪我回到了湖南。在母亲面前，我不敢透露真情，编了一个谎言：说胡也频将去苏联，不能一路同来看她；我一个人在上海无法带孩子，只好把孩子交给她抚养。母亲慷慨地答应承受这个重担。我不敢在家里久住，深怕我的感情在无法控制的时候，流露出真情。我在家只住了三天，就匆匆返回上海了。原来比较熟，可以常常来往的沈从文兄妹随即去了北方；偌大的上海，只有李达夫妇是我惟一亲近的熟人了。李达曾是平民女校的负责人，我一向是把他当作老师的。他的夫人王会悟是一个热情的女性，一向对我好，而且是最爱护我的纯真的读者。三〇年也频被捕后，他们主动邀我搬到他们家去暂住。在那白色恐怖严重的时候，这种情谊是极不容易有的，是极可贵的。因此我对他们夫妇的感激之情是永远不会淡漠下去的。李达以他多年的处世经验，以及他对世界的认识，曾经劝我：“无论如何不能再参加政治活动了；老老实实写点文章。”因此，这时我有一些话不便在他们面前说，但我很需要他们的友谊。除了他们家我能够常去坐坐，打发一点时间以外，再没有什么别的人家我可以去了；但去了以后，又不能完全讲心里话，便越发感到孤独。在这种无援的情况下，我一个人孤零零地在环龙路租了三层楼上的一间小房子，寂寞地过着一天又一天。

我这时是二十七岁。虽然在上海、在北京都住过，上过学，可那时都是同朋友们在一起，或者同爱人在一起。如今独立生活在大上海，一个人在万花筒般的大上海度日月，这是第一次，我真感到举步艰难，整日心神不安，忧心忡忡。穷思苦想，我强打精神，蓄积力量，为应付每一个日子而挣扎下去。

我有许多负担：首先是政治上的压力。也频已经牺牲了，我应该继续冲向前去！但究竟应该怎么做？杀害他的国民党刽子手们能够放下屠刀放过我吗？第二是经济上的压力。我应该奉养我的母亲，应该抚育我的孩子。他们每日的吃、穿、住，都应该由我筹措，加上我自己在上海的房租、伙食……我每月得写多少字啊！过去是两个人经管两个人（母亲还有一点点积蓄），现在是一个人担负三个人，并且是两地为生。第三是创作上的压力。我该写什么呢？我旧有的一点点生活，我对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女性的愁苦，已经写腻了。我需要开拓创作的新天地，我必须到大众的生活中去。可是，怎么去，去什么地方？种种问题横积在我的心头。我坐着，痴痴的；躺着，闷闷的。在马路上走着，心像被狂风卷起的落叶又被抛下。我写过一篇小说：《从夜晚到天亮》。那是我自己这一段生活的写照，看过这篇小说的读者会更理解我的。

我曾经向共产党中央要求去江西苏维埃区。等着等着，后来不被准许，因为工作需要，我被留在上海，主编左联机关刊物《北斗》杂志。这件工作很重要，不是我过去办《红黑》的那一点点经验所能应付的。那时编辑《红黑》杂志，主要是也频做事，我只在“人间书店”办的《人间》月刊上挂一个空名；另外的事则由沈从文和那位书店的老板兼编辑程某负责；刊物只出得两期或三期就停刊了。

我这时的生活实在狼狈。关心我的左联的朋友们有人认为在如此处境下，一个人生活太艰难，不是长久之计。但我这时对于恋爱实在心灰意懒。我相信不会有谁能像也频那样的纯朴热情，因此我只愿一心写作，或做一点工作，不愿用什么爱情来分占我的心思，我的精力，我的时间。我需要一个爱人，一个像也频那样的爱人；但又不想在生活中平添许多麻烦。有时我甚至以为一生一世最好是一个人自由自在的生活；而且也频的影子老在我心里。谁知就在这寂寞孤凄的时候，冯达走进了我的生活。这是一个陌生人，我一点也不了解他。他用一种平稳的生活态度来帮助我。他没有热，也没有光，也不能吸引我，但他不吓唬我，不惊动我。他是一个独身汉，没有恋爱过，他只是平平静静地工作。他原是史沫特莱的私人秘书，左翼社会科学联盟的一个普通盟员。他已参加了党。他曾有优厚的工资，每月收入一百元。后来他把职务辞掉，在党中央宣传部下属的工农通讯社工作，每月拿十五元生活费。他天天写一点稿子，也翻译一点稿子，把通讯稿打字、印刷，然后一一拿出去付邮。他不爱多说话，也不恭维人。因为从事秘密工作，为了迷惑敌人，他穿戴整齐，腋下常常夹几张外文报纸。他没有傲气，也不自卑。他常常来看我，讲一点他知道的国际国内的红色新闻给我听，因为我平日很少注意这些事，听到时觉得新鲜。有时他陪我去看水灾后逃离灾区的难民，他为通讯社采访消息，我也得到一点素材，就写进小说里去。我没有感到有一个陌生人在我屋里，他不妨碍我，看见我在写文章，他就走了。我肚子饿了，他买一些菜、面包来，帮我做一顿简单的饭。慢慢生活下来，我能容忍有这样一个人。后来，他就搬到我后楼的亭子间。这年十一月，我们就一同搬到善钟路沈起予家。沈起予住三楼，我们住二楼，每月我们给沈家廿元房租，和楼下的一家一同搭伙吃饭，每月给她廿元饭钱，并和他们共佣一个阿姨。“一二八”后不久我们离开善钟路。由于上海的白色恐怖和工作安全的需要，我们东住几天，西住几天，经常搬家，最后搬到昆山花园路。三个月后，即一九三三年五月，我被捕了。

被捕以前，我一直认为冯达是一个好党员。他工作负责，耐劳，有病也不休息。听说他有母亲、弟弟，在广州老家，但他们很少通信；他没有别的社会关系。有一个时期，他在***的“时闻通讯社”工作，每天上班。他生活上无嗜好，也没有多余的钱。他每月只有十五元生活费（后来我们的房子成为党的秘密机关后，每月补贴二十五元房租），他从不乱花，也不叫苦。

我们认识时，他在史沫特莱那里当秘书，不久就转到中央通讯社去了。领导他的是朱镜我同志。一九三二年他兼时闻通讯社的工作时（实际仍是共产党中央通讯社），领导人还是朱镜我。一九三二年下半年，他调到中共江苏省委，负责《真话报》工作。潘梓年同志是报纸的总编，常来我家；领导人是汪盛荻。一九三三年春，一二月间吧，汪被捕，丁九同志接替。我们搬住到公共租界北四川路昆山花园路。

二绑架到南京

一九三三年五月十三日晚上，冯达九点钟才回家。他对我说：他曾去看“真话报”的两个通讯员（没有告诉我他们的名字），在他们住室的窗下叫了两声。那两个人住的亭子间，窗户临弄堂。只听到屋里脚步声很杂，而且灯光摇晃。他感到与平时不一样，怀疑出了问题，便拔步急走。走到大马路上，也不敢回头，赶忙跳上一部电车，半途又换了几次车。他估计即使有尾巴，也可能被甩掉了，这才往回走。可是到家门口后，他刚把钥匙插进锁孔，回头望望，看见马路对面影影绰绰有一个人。他来不及走避，只好进门回家。因此他怀疑我们这间屋子也可能会出问题，应该小心。第二天是五月十四日，早晨，他又向我说，他还要去看看那两个同志；如果不去，这两个人的组织关系便会丢了，那很不好；他应该去了解一个究竟。这天上午，我要去参加正风文学院一个文艺小组开会。我们约定十二点钟以前都一定回家。到时候如有一个人未回，另一个人就要立即离开家，并且设法通知组织和有关同志。八点多钟，我们分手了。我去正风文学院前，特意绕道去穆木天、彭慧家，告诉他们昨夜新发生的情况，并说如果我下午不再来，就可能是真的出了问题，让他们有所准备。从正风文学院出来，我回到家里是上午十一点半，果然冯达未回。我认为这不平常，因为他说只是去两个记者那里看看的，应该比我回来得早。我稍微等了一下，就去清理东西，如果十二点钟冯达还不回来，我就走。正在这时，潘梓年同志来了，我把情况告诉了他。他这个人向来是从从容容、不慌不忙的，他拿起桌上的一份《社会新闻》，坐在对着门放置的一个长沙发上；我坐在床头，急于要按规定及时离开，但看见潘梓年那样稳定、沉着，我有点不好意思再催。不一会，突然听到楼梯上响着杂乱的步履声，我立刻意识到：不好了。门砰的一声被推开了，三个陌生人同时挤了进来。我明白了，潘梓年也明白了。我们都静静地不说话。来人当中为首的一个高个子，马上站在我的书桌前，我的书桌是临窗的。一个人守在门边，一个人就翻查书架。后来我知道，为首的那个特务叫马绍武，是一个大叛徒。当时他严厉地看着我和潘，没有说话。约三四分钟后，跟着又进来两个人，其中一个叫胡雷。这人一九三〇年到过我家访问胡也频和我。那时他在《真话报》工作，约我们去参加《真话报》的读者座谈会，我们去过。这天他一进门，看见是我，很诧异，跟着对我笑笑，点了一下头。我心里明白“坏了！”马绍武看见了，立刻把他拖到门外，谈了一小会儿；马绍武得意洋洋地走了回来。我明白马绍武知道我是谁了。我心里想：“知道又能怎样？反正是那么一回事！”我对胡雷这个无耻叛徒感到愤恨，怎能为敌人当鹰犬来捉拿革命的同志！过了五六分钟又进来了三个人，其中有没有胡雷，我就没有注意了，我只注意一个人，那就是冯达。他一看见我和潘梓年，猛的一惊，然后就低下头，好像不认识我，也不认识潘梓年，他木然地、无神地往床头一坐，我立刻就站起来走到立柜边去了。我瞪着他，他呆若木鸡。我心里想：难道是他出卖了我们？

这时，马绍武做了一个手势，屋子里的人动起来了。他们推着我和潘梓年，我顺手把刚才清理的衣服拿了两件，还拿了一件夹大衣，如果睡在水门汀地上还是用得着的。就这样，前拉后拥把我们推下楼来，带出了门。街上没有几个人，那时昆山花园路一带向来僻静，只有这一排房子里住了几家俄国人。这里不可能有援助我的人。他们把我们推进停在路边的一辆汽车里，我和潘梓年坐在后边，一边一个特务。前边坐的冯达和另一个特务。大马路上人来车往，熙熙攘攘，可是有谁知道我们被押在国民党特务的一辆汽车里，朝着什么地方，什么境界驰去呢？我用臂膀碰碰潘梓年的臂膀，我自己也不清楚我想表示的是什么？是恨，恨冯达！是爱，爱潘梓年！现在世界上只有潘梓年同志是我惟一的亲人，惟一同命运的人了。一群匪徒，一群无耻的穷凶极恶的魔鬼，紧紧地围着我，用狰狞的眼光盯着我。

汽车驶向黄浦江边，在十六铺南头的一小块空地上停下了，围上来另一群人，把我拥进一栋小楼；楼前挂着“××旅馆”的招牌，但我看得出这是国民党特务匪徒的一个黑窝。

一上楼，他们把冯达和我关在一间房子里。这时我忍不住骂道：“真看不出你是一个朝秦暮楚的人，哪里会想到是你把我出卖了！”

冯达忙着声辩：“不是我，你能听我解释吗？”

我说：“还有什么好解释的？事情不是明摆着的，我们家的地址是你说出来的。只有你！你不必解释，我不相信你。”

冯达还是连声解释，说昨晚他就怀疑过，有人盯梢，我们的房子被人注意了，我不愿听他的声辩，只想把对敌人的仇恨发泄在他身上，我真想跳过去打他，但我们当中横着一个方桌。这时马绍武进来了，他劝我道：“不要生气！可以慢慢讲嘛！”原来他在隔壁偷听。我不愿再开口了。我对马绍武说：“把我们分开！”马绍武连说：“不要这样，不要这样。”后来他们把我们领进另一间较大的房子，里边坐着七八个人，全是穿着短衣的打手。我气悻悻地坐在那里，不理人，也无人理我。他们拿饭来，我没吃，心里只想：“有什么办法逃出这里呢？”

这样整整坐了一下午，到夜晚，我要小便，打手们也不肯出去。我只得当着许多男人坐在便桶上，尽管便桶是放在床后边，当中隔着帐子。第二天清晨，他们一群人前呼后拥把我同冯达送上火车，在二等软座，他们包围着我，不使我接近乘客。途中我到厕所去了一趟，我用燃烧过的火柴棒写了几句话在一张纸上（因为我身上没有笔，但有香烟、火柴），吁请仁人君子把捡到的另一短简寄到上海开明书店叶绍钩（即叶圣陶）收。给叶绍钧的信里只说我被绑架到南京，署名“冰”。我把纸条和信用一块手绢包着，里边还包了四元钱是给捡信人的。我把手绢包从便盆中投了出去。自然，这只是徒劳，像石头丢到海里，连一个水沫也没有。后来我也没有问叶绍钧先生是否收到过这封信，他也从来没有谈起过这事。

我一心只想把我被绑架的消息传出去。我捡过一份他们看过的报纸，是当天的，但当中被他们剪掉了一小块。我不知道这被剪掉一块的内容，我猜想可能同我有关。以后，我才知道果然是报道丁九在我家楼上摔下来遇难的消息。当时我怀疑他们为什么要剪掉这一块，是因为怕我看见，或是因为是别的重要新闻才剪掉的呢？

中午时候，火车进了南京站。南京是国民党中央政府的所在地，是屠杀革命人民的总指挥部。像欢迎国民党的党国要人那样，涌上来一大群人，像看猴子似的挤近前来看我。押解我的人簇拥着我坐进一辆大巴士，车子先开到国民党中央党部。停了一会儿，才把我们送到一个完全中国旧式的比较高级的旅馆，但看样子，这旅馆不是普通做买卖的，这里非常安静。我们住进一间比较大的房间，仍是好几个看守与我们一起。我开始过一种特殊的囚犯生活。

三两只癞皮狗

在这个旅馆里只停了一天，第二天又换到另一个旅馆。这里是两三排平房。我们住的是前后两间。前房住三个看守，后房就叫冯达同我住。有一个向北的小窗户，小窗镶着毛玻璃，钉着铁丝网，关得死死的。看来，在我以前这里住过别的人。房间里除床、桌外，有一个小凳子，一个洗脸架，上边放置着盥洗用具。外间屋较大，有两张床，一个吃饭的方桌，临窗放着四五个小凳。除洗脸用具外，还有一把茶壶，几个茶杯。三个看守住在外屋，晚上通宵有人值班。厕所在我们这排屋的尽头，去厕所要走过一间空屋，没有外人去。门前是院子，对面也是一排房子，不知道干什么用的，是否关得有人，或是空着，都不知道。总之，狭长的一条院子，除我们几个人外，见不到别人。偶尔有人送水来，我也不以为这是旅馆里的什么人。自然我们屋后还有后院和类似的房子，它们派什么用的，只能令人想象，大约不是住的过往旅客。

送我们到这旅馆来的是一个小官员。我问过看守，他们说是王科长，在中央党部调查科做事，但不是调查科的科长；调查科的科长叫徐恩曾。但调查科又是一个什么机关，是干什么的，以我当时的窄狭的社会知识，我是不理解、不知道的。我只懂得他们在这里关着我，管着我，这里是可以致我死命的地方。

在头一家旅馆，我就向看守提出来要与冯达分开。我对他有怀疑，不愿同他再在一块。到第二家旅馆后，我又向看守提出，他们推托说这要问上边，他们无权处理。

十七号上午，我还躺在床上的时候，听到一个人在室内与冯达说话，是一个熟人的声音。慢慢我听清楚了，原来是曾到过我家不少次的原共产党江苏省委宣传部长汪盛荻。我一时不明白，这个人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他现在是什么身份？我脑子里好像有什么东西在敲打！慢慢我明白了，呵！他一定是叛变了，他是来劝降的！真可耻，真可恶！我简直没有勇气去看一个神圣的共产党员失身成为这么一只可鄙的走狗。他走到帐子外边，不敢直呼我的名字，只说：“起来，起来吧！我们可以谈谈！”

“哼！有什么可谈的！”我不理他，仍旧睡着，只希望他赶快走开，我怕见龌龊的东西，他真龌龊！

他不走，我只得起床；我一眼也不望他。他对冯达说：“我那年一被捕就提出要见陈立夫，我和他在中学同学。他能不照顾吗？”听到这话，冯达怎么想，我不知道，我只感到忍无可忍。

汪盛荻终于对我说了三点。他说：“第一，你是共产党员，你无法抵赖。我已经向国民党讲了。”我回答他：“我不是共产党员。你凭什么瞎说？！你有什么证据？！我只是左联的盟员。”

他说：“第二，你不要幻想宋庆龄、蔡元培能救你。”我答：“我根本不作任何希望。”

他又说：“第三，胡也频被捕是共产党内有人告密。”我答：“胡也频是被国民党枪杀的。”

他不再说话了，可是也不走，赖在这里捱着。我坐在里间，冯达也坐在里间。他就在外间同看守闲聊，还在这里吃中饭。吃饭时我问他：“你怎么还不走？你不是有人照顾吗？为什么要在这里陪我吃牢饭？”他不高兴地看看我，无可奈何，只低头吃饭。

第二天，是十八号，汪盛荻又来了，他想再同我谈话，我不理他。他又捱到吃中午饭。我有点看出来了，便说：“你是不是向人夸下海口了？你昨天来时还有点神气；今天，你已经明白了，你是交不了差的，可又不敢不来。唉，脖子上套了一个圈，是吗？”我哈哈大笑。他不敢发脾气，勉强吃完这顿饭，很快就走了。十九号上午，他没有再来。我问看守：“今天那只狗怎么没来？”三个看守都笑了，说：“他来有什么用？我们都跟上峰讲了。”我心里真有点痛快。

跟着，又来了一个小瘪三式的文人，自己报名叫张冲（叫张冲这个名字的人真多！），听说我来了，住在这里，他顺路来看看、聊聊，还说在北京时同胡也频很熟。真会说谎！他好像真的是路过这里，很自然地听说我在这里，就随便进来看望老熟人。难道我真会相信这里是一个可以自由进出的旅馆？我是一个可以让熟人随便来看望、随意说说闲话的普通人？我一本正经地回答说：“你同也频熟是假话，也频的熟人，我没有一个不知道的，你不要攀老交情了。你来要谈什么，是用什么身份来跟我谈，敞开门说吧。”不知道为什么他不敢承认，只连声说：“是顺便来看看，是看看你……”大约他看出我是一个不识相的人，他没有准备，或准备不够，便没有再谈什么，局局促促地坐了一小会儿就起身走了。

四去雨花台吗？

又过了一两天吧，来了一个大高个子，看来像是负点责任的。他一见面就笑着说，像是问话，又像是自语：“来了几天了？”我“晤”了一声，心想：“真是废话！”我说：“你不比我还清楚吗？”他装着没听见。接着问：“生活还好吗？”我生气了：“有什么好！现在是在吃官司！”他让我坐，自己也坐下来，接着说：“不要这样想嘛！你完全可以自由。”我更生气，他在说鬼话。我一点也没有理会出他的言外之意。我气悻悻地说：“什么？你们现在能让我出去吗？如果你们认为我有罪，那为什么不公开逮捕、不送法院，不公开审讯？！简直是土匪，绑票！”他不声辩，只是笑笑说：“冷静一点吧。过几天再来看你。”他走了。此后，事情就晾在这里了。一天到晚就是三餐饭。

看守中有一个年轻人，大约十八九岁，一天到晚拿一本《三剑客》看。无人时，就是另外那两个看守不在时，他悄悄同我聊天，说是看过我写的书。他说：“你填一张表就什么事也没有了。我看见不少共产党员顺着填表，你何苦来呢？”他还拿出一张杨杏佛先生的照片给我看，说国民党要杀他，他们调查科派了二十个人去上海，他也跟着去了，但没有成功，全都叫了回来，每人扣发一个月的饷；现在是复兴社的人又去了。听后，我真为杨先生担忧，而又痛感无能为力。但我看这个人比较年轻单纯，想利用他，便同他谈，劝他离开这里，说他干的工作，是刽子手的工作；他，一个青年，应该走光明正道；每月为了二三十元钱，帮这群土匪杀人是造孽，是很不光彩的；如果我死了，他的手上也沾有我的鲜血。他对我说，他们做这项事，都要有人作保，他的姐夫全家为他担保，他如走了，姐夫一家便脱不了干系。他自然不能听我的，但对我却一天天近了。我相信他不一定是接受了更多的任务，不会是一个圈套。最后我求他说，我想写一封信，请他寄给蔡元培。他先是不敢答应，后来勉强答应，也许是敷衍，说假如我死了，他就一定寄。这个人的名字叫什么，我不记得了。一九七九年，报纸上报道我复出的消息以后不久，曾收到他写给我的一封信，信中说很后悔当时没有听我的话，全国解放，新中国成立后，他坐了一阵子牢，现在已刑满释放，回家种田了。

大约在廿七或廿八日，又来了一个有官架子的人。他没有到我们住的外屋来，而是把我叫到隔壁房子里去的。他一开始就说：“你知不知道鲁迅是拿了卢布的？”我说：“这不是新闻，是造谣，一些报纸老早就登过。”他问我鲁迅的住处，我答道：“你们比我清楚，他的住处经常有你们的特务盯着。”他又问茅盾的住处？我说：“你当然知道，我不知道。即使知道，也不会告诉你的。”他说，听说我对国民党的文化政策有意见，他愿听一听。我说：“你们不就是杀人、抓人、恐吓人吗？你们还有什么别的文化政策，我不知道。”他可能觉得我有些蛮横，不可理喻，于是皱着眉头不耐烦地说道：“好，你回去吧！”我就回屋去了。事后我问看守，这人是谁，他们都不说，只说是一个官。我一直不知道此人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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