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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流亡（第2页）

三、惹得人憔悴

由沙市到长沙足足费了两天工夫，但沿途的情形已经很模糊了。

途中经过了一些山路，自然是有些秋景的，如像霜林红叶之类，但没有留下怎么深刻的印象，也没有感触到有什么风景特别秀逸的地方。澧水和沅水是渡过了，所谓“澧有芷兮沅有兰”的那种芬芳气韵，却也丝毫没有嗅到。

我们头一天晚上也是落宿在澧县，是在城外一座鸡茅店里。地方很阴暗，没有电灯。虽然是座县城，但和乡村相差得不远。洗脸的一个旧木盆，也是用来洗脚的，盆脚很高。这，是留在我脑中的很明显的一个记忆。

第二天中午我们在常德打尖。地方倒很开朗，也曾经受过敌机的光顾。这儿是有一个俘虏收容所的，鹿地亘和廖体仁来调查过。我同乃超也动了一下念头，想去看看，但为了要赶到长沙，便只好作罢。我趁着大家还在休息的时候，也在城里跑了几条街，想买些小型的土产，如像玩具之类，作为纪念。然而玩具之类的东西都是洋货，而且都是粗制滥造的东洋货。我对这买办文明的彻底感叹了一番。最后，只好在一家银楼买了一颗银制的小荔枝。这也是留在脑中的又一个记忆。

过益阳的时候，渡过了资水，在一段高地上有座宏大的白鹿寺，隔江和县城对峙。周围松柏挺立，颇占形势。公路经历其下，是一个站口。我们的卡车也停下来休息了好一会儿。这白鹿寺据说是李自成失败后逃来做过和尚的地方，照道理当然是值得去登临了。但不幸的是我根本不相信这个传说，因此我在心理上起了一种反驳，竟连那寺门都没有去瞻仰一下。

李自成失败后，最后走到通山县的九宫山，仅带着少数随从，脱离了队伍，遂为当地的地主势力所杀害。根本没有经过这儿。他所留下的农民队伍还不少，是由他的高氏夫人和侄子李过率领着，加入了南明，归何腾蛟节制，一直抗清到底。李自成本人哪里会中途落伍，跑来当和尚呢？有的人认为这是读书人怀念李自成，本悼惜英雄之念，不忍说他被杀，故假托为僧，予以善终。这样说来，倒好像还是有良心的读书人的一片好意了。但其实是受了奴才教育的无聊的读书人，对于李自成的诬蔑，企图泯灭叛逆者之异志，以直接间接效忠于本朝而已。

三十号晚上已经很迟，到达了长沙。落在离水陆洲不远而和它成垂直的一条街上。街名忘记了（似乎是西湖路），院子名却还记得，是“陶园”。鹿地亘夫妇、尹伯休、罗髫渔、朱洁夫都住在这儿。立群也和他们同住在一道。

大家看见我们到了，自然是欢天喜地的。特别是立群，她赶快关照人去通知周公。她说：周公刚才还打发人来探听消息，他关心得很。他很失悔，不该让你们坐了船呢。……

船是意外迟延了，消息也隔绝了，日子愈长，愈使得大家心焦，都以为我们是凶多吉少，在船上遇炸了。主观上的悬念和客观上的享受相隔得多么远呵！

是的，仅仅十天不见，我看见立群是憔悴了许多。

四、长沙种种

武汉撤守后，长沙暂时成为军政荟萃的地方。就在那十月和十一月之交，“最高”和军事委员会的各部会长官都集中在那儿，陈诚的第九战区司令部也移到城东门外来了。从十一月一日至三日开过几天高级军事会议，以检讨作战经过，是南岳会议的准备会。但在这个会议之后，军政重心又暂时移到衡山去了。

三厅前后由武汉撤退下来的两批人，在这儿驻扎在水风井的长沙师范学校。那个学校是在教育厅和民众教育馆的背后，学生们早被疏散到别的县份去了。

前一批是由范扬和范寿康率领来的，到得较早。他们已经有了一个月的滞留了。但这一批朋友在长沙究竟做了些什么工作，我是很隔膜的。遗憾得很，我搜不出什么回忆来写。但我相信，他们是不会有什么工作好做的。首先是这儿不是可以做工作的环境。在省**主席张治中之下，潘公展在做着秘书长。那些党老爷们和官老爷们一向就把民众封锁着，他们有他们的一套，不允许你外来的人过问。而我们的二范又是抱着息事宁人的过境主义者，他们更不会去争取工作做了。在这样内外相得之下，或许可以说，没有工作正好是一项成绩。

第二批到来之后，却又是疏散工作伤脑筋的时候了。各机关都在闹着疏散，省**的各厅已先后疏散到沅陵。从武汉撤退下来的则更往南撤，我们三厅也就不能不从事准备了。就在这时我们的那位副厅长的范扬干下了一项小小的“德政”，使我留下了一个很不愉快的记忆。

十二月里，在重庆不记得要开一种什么会，部里派范扬去参加。他便关照三厅的副官处给他备一部卡车。这事我是不同意的。三厅的交通工具原来只有两部小汽车是部里发下的。在武汉撤守之前不久，我采纳了朋友们的意见又买下了两部卡车，以供战地文化服务处运输宣传品之用。不消说在流亡途中也就是用作重要的疏散工具了。摆着那样的一个局面，摆着那么多人员和公物，我们就仅仅靠着这两部卡车和两部小汽车，而范扬却偏偏要调一部卡车往重庆，这是怎么也难令人容忍的。我答应派一部小汽车给他，沿途有汽油站可以加汽油，坐小汽车走长路当然要更舒服一点的。这样吩咐了之后，我和周公一道往衡山去了。不料隔了三天回来，范扬竟逼着副官处把一部卡车开走了。据说他还有十来个朋友，几十件行李，一架小汽车容纳不下。我真是快把肚子都气炸了。我把一位武汉大学出身的姓葛的副官痛斥了一场，他竟流了眼泪。

当然事情也并不能怪他，他只是受了逼迫，而且也没有想到放走了一部车子会有那么严重。因此，我是了解的，他所流的眼泪，并不是表示他自己的后悔，而是表示对于我的抗议。那眼泪的意思是说我过于暴躁了，或许是怪我对于范扬有什么意见，我是在作威作福。

不错，我的性情是有点暴躁的。有时候发起脾气来我自己也不能够控制。但我为了一部车子，为什么要那么暴躁，隔不几天葛副官自己也就明白了。

五、一幕滑稽插剧

我同周公到衡山去，记得是在七号的晚上。那一天晚上是唐生智请客，在城外的一座大公馆里吃了一席很讲究的湖南菜，还吃了有辣味的浏阳豆豉。我们是在那公馆的花园里上车动身的。

说起这一番宴客，倒可是一场错中错的滑稽插剧，回忆起来颇足令人捧腹。

当时有一位唱京韵大鼓的女士，姓名我记不清楚了。——滑稽剧的起因就由于这姓名的误会，而我偏偏忘记了，记性真是太坏。她到了长沙，我们曾发动她在青年会唱过一夜新编的有关抗战的大鼓书。

隔不两天，是五号的晚上，军令部的第一厅厅长刘斐，表字为章，在Z总顾问的寓所里和我见了面。他对我说，他见报，看到了某某女士的名字，他是认识的，原本是上海的舞女。但不知几时唱起大鼓来了？

我有点诧异，从那京韵大鼓女士的面容和生活态度上看来，怎么也和上海舞女联想不上。

——你怕弄错了人吧？她不像舞女啦！我很郑重地这样说。

——不，一点也不错，姓名的确是那样，我是记得清清楚楚的。

于是刘为章的要求来了。——好不好把她约来，我们来个跳舞晚会？

刘为章是湖南人，属于桂系，据说他是南京**的有数的战术专家。他和我在北伐时便认识了，很喜欢跳舞，和何应钦、贺耀祖诸人形成着一个跳舞集团。在武汉时代，他们每礼拜至少要跳舞一次的。有时候是“走国际路线”，在苏联顾问的公馆里举行。有时候却假座江海关码头附近的一座郭姓的广东人公馆，邀请一些名媛淑女参加。不蒙见外，他们也每每请我去“参观”（我是跳不来舞的），但主要的目的还是在请立群去跳舞，我自然很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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