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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记（第2页）

在冠生园一同吃了一顿中饭。把饭吃完之后，已经是两点钟了。王晋笙赶了来，很有点不自然的样子。他一见到我便提到《孔雀胆》的上演税。《孔雀胆》去年十一月在昆明上演，收入在一千六百万元以上，照百分之三的比例，应该付我至少四十万元的上演税。但他一直拖欠着。他说了一些抱歉的话，又说要利上加利地付还，决不失信。我自然也感谢了他。（不过在我整理日记的今天，上演税还是没有消息。）

是上飞机的时候了，大家要一同去，却没有方便的汽车。在这儿晋笙卖了力气，他去找了一部很古式的大轿车来，坐上了十几个人。到了飞机场的时候，四点钟确是有飞机，便只好同大家告别。

飞机是五点钟起飞的，机型较大，坐满了美国的士兵，一共有五十来往个人。飞得很高，甚为平稳，曾用氧气口罩一次，并不觉得有什么不舒适。只是冷得有时不能支持，我把随身带着的毛毯裹上了。约略飞了两个钟头的光景，在密支那降落，乘客们通下机用晚饭。热意如蒸，完全进入了另一个世界。

一个钟头之后又继续飞行，又曾用氧气罩一次。乘机的人多裹上毛毯，在机底上和衣而卧。将近十二时，到了加尔各答。邵先生的行李很多，而且都很大而且重，在机场上逗留了很久。一位彪形大汉，面孔有点像斗牛狗一样的英国警吏紧紧跟随着我们。把行李捆上一部吉普车，在街道上跑了很长的时间。虽然已是深夜，但街道两旁时有牛车往还，有不少的印度人在露天中过夜。跑了半小时光景，车子驶进了一座大建筑的前庭，停住了。我以为是旅馆，进去之后才知道是税关。还不是办公的时候，彪形大汉叫我们等候。到了一点过钟才开始检查，彪形大汉的那双眼睛，鼓得像两盏头灯。邵先生是外交官，他的行李是不受检查的，我的两口皮箱便受了彻底的光顾。算好，我自己并不是违禁的人，也并没有携带什么违禁的物品，虽然麻烦了将近一个钟头，算也通过了。

行李检查完毕之后，本该出关了，但找不到旅馆。邵秘书和我都是初次来印度，毫无经验，便只好坐在税关里面过了一夜。

六月十一日

宏大的税关在半夜经过了一番忙乱的检查之后，税警们都散了，只剩着煌煌的电灯照着几圆屋顶电风扇在那儿焦躁地旋转。几位印度仆欧，就像烧焦了的几架死尸一样在水门汀的地面上陈睡着。

六点钟的时候，有一位红头巡捕进来，把仆欧们蹴醒了。有几个拿了一种特殊的扫帚来拖地。那是用绳子绑的一大簇的植物纤维（似乎是麻），有四尺长的光景，没有把柄，只是用绳子拖。用起来好像很不方便，但看他们悠闲地拖来拖去，似乎也不十分费力便把地面拖干净了。

我走出庭前去看了一下，看见了那儿的街名是滑铁卢路（Wate

looRoad）。街沿上也还睡着好些印度人。不少的灰颈乌鸦在街上争吃老鼠。

七点钟的时候，邵秘书和苏联商务代办处通了电话，不一会儿有一位苏联朋友坐汽车来照拂我们。原来那税关的楼上便是一家大旅社，是有楼门可通的。我们被引向右手的楼门，但还锁着，只得又退回来，坐着汽车，转了一个街角，便到了旅舍的门口，是G

eatEaste

Hotel（大东旅舍）。

旅舍的客房听说已经住满，在一八七号房里已经住了三个人了，临时又安上两尊行军床，勉强住下。在食堂里用了早饭，将近十点钟的时候，商务代办叶尔辛来访，有五十上下的年纪，人很精干。他立刻带领我们到普列妥里亚街去办登记手续。因为税关警吏在我的护照上盖了一个钤记，限于二十四小时内在外人登记处去登记。

登记处把中国人和别的外国人是分开来了的，管理中国人登记的也是一位中国人，但他却不说中国话而说英国话。这位先生算对于我特别客气，没有什么刁难，给了我一张登记证，限于十五日内离境。这些限制不知道是什么用意。在限制者或许会觉得这十五日的期限已经够长，但在我自己倒也并不觉得这个期限的太短。假如当天便能够起飞，我倒是心香祷祝的。

登记手续办完之后，随着叶尔辛先生到他的代办处去坐了一下，一个大厅的正中有几位男女职员在那儿学习英文。叶代办很忙，他另外派了一位年青的朋友陪伴我们到美军飞机场去打听飞机的消息。

热带性的阳光很强烈，加以昨夜未睡，两眼的结膜发炎，颇感觉不舒服。

市街建筑相当讲究，爱用紫红色，表示着印度的地方色彩。交通工具应有尽有。也有人力车，比中国境内的要大些。每每看见两个美国大兵同坐在一部人力车上，意气扬扬然。拉车的印度人，个子都很小，裸着黑得放光的身子，弓着背在前面拉，一面跑，一面拍着右侧车柄上的铃子，响出一种特殊的韵律。运搬货物多用牛车，用两条牛拖，黄牛多白色，也有水牛，但角作畸形，总觉得有点异样。街头巷尾每见纯粹印度人的小店，席地而坐，和日本风俗颇相类似。

飞机听说要后天才有，但因邵秘书的行李过多，照所规定的重量六十八磅超过了几倍，要向重庆总部请示，到了后天再去讨回话。

午后一时顷回到旅舍，以湿手巾蒙目，午睡移时，补足了昨晚的睡眠，眼结膜的发炎渐渐好些了。

六月十二日

正是吃芒果的时节。芒果将近二十年不吃了，甚有风味。早饭后，随邵秘书出外购物，价昂物劣，一样呈现着战时状况。想买一支自来水笔，四处找寻不可得。在一家商店中遇见两位中国青年，觉得很亲切，我便和他们打招呼。彼此本不相识，但国外相逢，俨如旧友。一位K君，在远征军部服务，据说明日将返八莫，再经由昆明回重庆，大概月底可望到达。一位Y君，是要到伦敦去的，在等飞机。我告诉他们想买自来水笔，他们说只有黑市才可以买到，中国街有卖的。我到这时才知道加市还有中国街（Chi

aTow

）。我要求两位同道去访问中国街，他们答应了，邵秘书不愿去，便只好暂时告别。

三人坐黄包车到了中国街，街道狭，房屋矮小，一切情形俨然如像在中国。在一家姓秦的杂货店里面买了一对新型的派克笔，一支钢笔，一支铅笔，去钱三百一十卢比，折合美金一百零三元。中国街有一家中国菜馆，是西式三层楼的建筑。K君约去用中国饭，馆内陈设也多是中国式。无心中遇着了他们二位，算多少知道了一些印度和加市的情形。听说在军事吃紧的时候，远征军很受欢迎，现在日本人打退了，远征军全部快要撤退回国了，印度的英国当局显示着有急于送客的意思。又听说外国兵不许进中国街，不然中国菜馆的生意定然要应接不暇。

目疾渐就恢复。傍晚邵先生回寓时，购物颇多，以一沉香匣见示，雕镂颇为工致。

六月十三日

早饭后与邵秘书同到美国军部，乘机事尚无着落。据说重庆总部尚无回电，午后二三时顷可再往探听消息。我开始感觉着焦躁。

同往新市场（NewMa

ket），是印度人开的各色各样的小商店的总汇。纯粹印度式的水瓶很有美术风味，但不多见。街头充塞着洋货，纯粹的印度货以手工品为多，象牙雕刻，沉香匣，漆花皮箧，触目皆是。

水果颇多，凤梨、香蕉、芒果、荔枝、桂圆、类似杨桃的小果。花类亦多，莲花、晚香玉、茉莉，还有一些不知名的奇花异卉。

贫困的印度人，有的年青，有的年老，有的是满有力气的中年，手里各执着一个藤篮，追随雇客兜揽肩荷的生意。好些顾客买了东西，放在藤篮内，让他们顶在头上跟着。这些印度人，每每在后脑勺上蓄有一小撮头发，如像中国守孝的人蓄的孝辫那样。这无疑是一种特殊的风俗，上流人中便很少见，大约是有阶级性的吧。劳动力的浪费，和我们中国一样，实在有点惊人。

阅报，见有《全印泰戈尔纪念会募集纪念金启事》，措辞甚为佳妙。

泰戈尔去世三年有半了。流年轮转而去，但他的记忆将要常青地留存，每年的夏季，春季，雨季，将要启示他的制造的幻想所具有的不可穷歇的美与力。要使泰戈尔的记忆永存，没有比这更适当的纪念物，便是让我们生活于他的精神中，让他的言语在我们日常用语中回响，让他的理想标志着我们国民意识的最远的地平线。他是我国最伟大的诗人，最伟大的圣者们中之一。他是不朽精神的永恒的门卫。

我喜欢泰戈尔，读到这些词句使我回忆起了二三十年前读他的诗和剧时的碧玉一般的情趣。同室有一位印度人，我很想向他打听一下关于这纪念会的情形，我把报纸给他看，但他很漠然，就好像根本不知道有过泰戈尔这人的存在。那是难怪的，他是一位做车胎买卖的商人，据他说他在孟买有一座大车胎工厂。他也是在等飞机，想飞往开罗。

午后八时顷邵秘书回寓，飞机仍无着落。同进食堂进膳，今夜有舞会，地狭人稠，毫无虚席，但多是英美人，以美国军人为多。值得奇异的，是无论男女，没有一个印度人。不，有的，有的只是印度仆欧，而仆欧里面却没有一个印度以外的人。英美人的世界主人翁的面孔，在这样的食堂里面，特别放大了镜头。

食后与邵同出散步。旅舍门外有不少的印度男子卖花。有一种白色的花颇像茉莉的，有香，穿成长串的花环逢人兜卖。卖花的是男子颇觉稀奇，逢到男子也要兜卖，也值得诧异。因此，卖花的也每每受人白眼。有一对美国兵从旅馆里走出，一位卖花的赶上去，兵的一位把花环拉去，嗅了一下，说：你看我是买花的吗？各自走了。

公园的树木很苍郁，特别在夜里显得有浓厚的神秘味。大概因为昆虫、蚊蚋很多的缘故，公园中很少有电灯。因此在那蓊郁的林木中也少有人去纳凉，虽然在那儿比别的地方要凉爽得多。返寓，已十一时过，在楼下的大敞间里面用饮料。有人在一侧的壁次弹钢琴，拍掌之声时起。弹者乃美国军人，颇为纯熟。一位波兰人走来打招呼，能讲上海话。他说他从上海来，不久要回上海去，夫人是广东人，还留在上海。我问了些上海的情形，他极口称赞上海的繁华，言下不胜回味。我感觉着无聊，各自上楼来了。

六月十四日

早餐时与邵秘书同进食堂，有一人在偏僻的一隅独据一席者，邵秘书说：那是苏联驻重庆的商务副代办，才从莫斯科来，将往重庆，同样在等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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