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屋

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魍魉世界（第3页）

怎么，我好像到了一片空虚幽深的境地，我又从遥远的一片幽深的地方慢慢有了一丝一缕的感觉。这感觉如此微弱，如此战战兢兢，如此凄苦，如此痛楚。我无法制止，而且慢慢清晰起来，愈清晰，我的感觉愈深。我的感觉愈深，就愈加清晰。天呵！我怎么还没有死，还留在这痛苦的人间！

昏黄的灯光，首先照人我的眼帘；抽泣的声音送进我的耳底。我厌烦地环视周围，那根蓝色的布绳还拖在床边。我伸手去拉，那一头正压在什么地方。呵！原来我身旁正伏着一个人。我想一定是这个人把我放下来的。我本来已安然归去，你为什么这样残忍，还要把我留在人世，到底为了什么？冯达哭丧着脸诉说，你蹬踢得厉害，动静很大，我不忍心呀，又怕惊动了看守。这时我心如刀绞，浑身酸痛。慢慢地酸痛盖过了心痛。而颈边又感到刺痛难忍，我想回过脸来，却扭不过来。无须镜子，我知道在颈项的两边，留下了长长的紫色的伤痕。我是一点力气也没有了，瘫在床上，丝毫不能动，我等着另外的最难堪的时日的到来。

十顾顺章的出现

我躲在帐子里睡了一个星期。表面上我说头痛、肚子痛。看守给我拿了一点清凉油，每天三餐给我送点面汤、稀饭。实际我是休息，更是躲人，我不能让看守发现我脖子上的紫痕。过了一个星期，我的精神稍稍有些恢复，能起床了，但我仍用一条毛巾围着颈项，假说我仍有点咳嗽，保护气管。只在这时，我才十分深切体会到我的确是无所作为，无能为力了！只能任人宰割了！逃既不成，死又未遂，我心力俱瘁，还有什么力量来重复这种绝望的行动呢？我即使能逃到街上，也会被刽子手们打死，国民党可以大造其谣，使我含冤莫白。即使冯达不把我放下来，我真就这样死了，我对得起生我养我的寡母吗？对得起死去的烈士和他留下来惟一的幼儿吗？对得起一切对我友好、对我怀有希望的同志和战友吗？我丁玲在敌人的魔掌中就这样认输了吗？我决不甘心。这时我对一切充满着仇恨，无法解除的仇恨。我苦苦思索：我究竟该怎样才能脱离这魔掌与苦海，才能有一丝希望？我怎样冲破黑暗，在黑暗中找到一条缝隙，从这条缝隙中能重见天日，哪怕只是一缕阳光？

时间过得真慢，我度日如年，一天一天捱着，不觉暑热已退，到了九月上旬。记不清是哪一天，大约就在我起床不久的时候，看守忽然拿进几样礼物，什么水果点心之类的，说：“这是后边王先生送给你们的。等一会他要来看你们。”王先生？记得刚来这里时就曾有一位王先生要见我，后来却又不提了。那时我也没在意，以为反正是随便编的一句鬼话，管他什么王先生、张先生！现在，果然有一位王先生，他先送了礼物，然后再来看我，这位王先生到底是何许人呢？他要来干什么呢？

一会，看守领进来一个人。这人五短身材、身板结实、动作伶俐，两个圆圆眼睛，很有点神采。他没有架子，非常随便的，好像常来常往的熟人那样说道：“许久以来都想来看看你们，直到今天才有空。啊！真住了不短时间了。我想你们一定觉得太闷。”他看见我不知如何回话的样子，便自我介绍道：“我现在的处境同你差不多，表面上我能去街上走走，实际也是不自由的。今天我来看你，别无他意，只是想来为你们解解闷，你放心好了。”这王先生是一个什么人物呢？他来这里正在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这是我在二十多年生活中从未遇到过的人物，我警惕地望着他。他看见我不说话，便也未多说，随便的告辞走了，他令人感到以后他还会再来的。这王先生到底是什么人呢？

后来还是看守告诉我们，我怎能不为之大吃一惊呢？原来他就是顾顺章，一个颇有点名气的共产党的大叛徒、国民党的大特务！关于他的事，我过去听到过一些，新闻纸上也为他大吹过。他是一个复杂的人，不是我这么单纯的人所能理解的人。但我心里清清楚楚，他是一个大坏蛋。而且自然也明白了，这群看守、这群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都是他的党羽、部下，他现在的出现显示了国民党对我决不会善罢甘休。

顾顺章果然接着又来了，他对我的冷淡，好像毫无感觉似的，好像他只是来这里找一个老朋友聊天，讲他过去开古玩店做生意的事，讲他带魔术团四处跑码头表演的事。开古玩店的确是一个比较容易隐蔽的行业，谁会料到那些来买卖字画陶罐的人竟是共产党员呢？玩魔术也是一样。玩魔术、变戏法在旧社会，一般都认为是走江湖混饭吃的，哪里会联想到革命和共产党呢？顾顺章又来过，每次来都摆出同我们是老邻居，像串门的样子，在我面前玩魔术，拿几个乒乓球玩，一个变两个、变三个、变四个、变五个……又拿几块红绿绸子，红变绿、绿变红、有变无、无变有。也玩香烟，点燃的香烟可以吞下去，也可以再吐出来。他常来，不管你理不理他，不管你的态度多么冷淡，他好像不懂这些，不在乎这些；来了就讲一点社会新闻，他对社会人情讲得头头是道。他讲生意，讲买卖，显得精明；他玩魔术，手法干净。他也讲他的历史，掩饰自己，说他并没有出卖共产党。说党对他发生了一场无可挽回的误会。他装出一种不怨天，不尤人的样子。他还讲他的将来，说将来要退出政治舞台，到农村去，兴办农场、讲求实业，可以由小到大。我只暗示他，我是不相信他的。我看得出来，他也在观察我。有一天，他在外边厅里催眠一个看守。我不懂催眠术，但那个看守的确被催眠过去了，他完全依从他，听他的命令，做他平日所不能做的，一个普通人所不能做的事。随后这个看守有整整三天疲倦得不能动弹，一点也不知道他被催眠过去后所讲过的话和所做过的事。这种情景是令人心惊的。但我对顾顺章说：“你不能把我催眠过去，因为我不相信你。我对你的一套方法，你所施展的那些能耐，我压根不听！”他只得说：“如果你是这样，我是没有办法的。催眠一个人首先得他相信我，听我的。”我过去听说过，有的时候，国民党特务抓去我们的同志，除一般刑具外，也用电刑，有时还使用催眠术来取得口供。但我自忖，我虽然冒着危险为党工作，可并不知道党内什么重要的机密，万一经不起催眠术，我失去知觉，不能自制，顶多说自己是一个共产党员，是左联的党团书记。这些，国民党不是早就知道，而且还有意开脱过我说“你又不是共产党员嘛”。我说是，不过是一死；我说不是，也仍是一死。因此我泰然处之。过了几天，顾顺章来闲聊时说：“国民党杀你，没有好处，不合算。现在外国人为了你在同国民党打官司。国民党也不敢放你，怕新闻记者找你，你本身就是一个证据，你是在租界上被他们抓来的。实际他们在租界上也不只抓过你一个人，抓的人多着呢。外国人认为侵犯了他们的治外法权，早有意见。而你的事被闹出去了，外国也知道了，外国一些作家名人打电报来反对国民党抓你，要释放你。你有名气，事情闹出去了，外国人脸上也不好看，所以要和国民党算账，他们有一阵子价钱要讲咧……”

我不必追问，这些话我已经听到过了。自然，他说的“国民党杀我是不合算的”这句话还是打动了我，国民党抓我，杀我，关我，都得不到他们希望得到的东西，我想是的。但是，难道国民党只杀于他合算的人吗？胡也颇有什么必要杀的？左联五烈士有什么必要杀的？蒋介石早就说过：“宁可错杀一千，不能放走一个。”反正落在人家手里，是不会有安全感的。顾顺章说这些话的时候，不是同我谈判，也不是征求我的意见，只像不经意的闲谈，淡淡地提了一下，便又放过去了。

过了几天，顾顺章又提到这一点，还加了几句：“老关在这里是毫无办法的。我的处境同你们也有相似之处。我想，只要有一丝自由，我就能活动，就能远走高飞，我为什么要困在这里？”他好像真在说他自己。

我心里明白，像他这样的叛徒、特务，在国民党那里，的确是永远得不到自由的。他说想办农场等等，无非是骗人或者只是骗骗自己的鬼话。但是，我同他完全不同，我是可以无愧地回到党里去的。只要我有一点自由，我真的就可以远走高飞。如果我长期被密封在这不生不死、不明不白的匪窝里，的确是毫无希望的。我捉摸着如何才能改变一下关禁我的形式。我要求把我关进正式监狱，我以为去坐牢我就可以争取公开，可以和狱内的同志们和外面党取得联系。但他们置若罔闻，毫不理睬。看来这一条是无法办到的了。那么，我可不可以设法使他们对我有一个比较放松一点的监禁？只要争取到一丝缝隙，能从这缝隙里透过一缕新鲜空气，一线明媚的阳光，只要有一点点，就可能生出一点胚芽。发了霉的生物都能长芽，那么我能不能找到机会让我的生命生发出一点点幼芽呢？一切都需要有胚芽，有了芽就能生长，有了芽才能有希望成长。我现在被关在密封的罐子里，没有一丝空气，也就没有一点生机。于是我整天琢磨，我幻想我母亲到了上海，我幻想“他们”在同国民党打官司，而且一定在公开抗议，如为被捕被禁的牛兰夫妇，为廖承志、罗登贤等同志那样的呼吁援救呢。他们会不会为我请一名律师，争取找保释放呢？这些事过去在别的同志身上都曾有过的。我有时很兴奋，但有时又很颓唐。我明白这都是幻想，因为我不是关在监狱。国民党一直不敢公开承认逮捕了我，他们怕引起纠纷，怕得罪外国人，他们会死不认账，那么他们不会放我，也不会把我转送监狱。难道我就真的只能枉死在这间阴冷的厅子里吗？我辗转思索，这时脖子上的两条紫痕虽然已经平复，可是我心中的伤痕，每天都要烙得我心疼。

十一欺骗敌人是污点吗？

一天，顾顺章把冯达找去谈话。回来后冯达说：“丁玲！过去我犯了错误，把家里地址告诉了别人，虽不是存心，事实上等于出卖了你和梓年，这成了我一生中无法挽回、万死不赎的罪过，我是没有前途的了。你的痛苦，我完全理解。我眼看着你自杀，本来应该是我死，而你却去寻短见，我怎能不痛苦？我惟一的希望、惟一一点要活下去的意义，就是想能帮助你得到自由，你能回到党里去。我以前不愿我们分开，现在我清清楚楚地明白，我们命定了要分开的，一定得帮助你回去。我呢？你什么时候走了，我就什么时候走。我无别处可走，只好回广东老家。只要你还不自由，我就留在你身边。我对你没有要求，我知道你不会再爱我，你对我只有恨。但我希望你能懂得，我实在也不好受。一切都是我的错误铸成的，我只能怨我自己，恨我自己。适才顾顺章找我谈了一个问题，如何放你的问题。我简截地告诉他你的态度。我说你宁可死，决不会接受他们提出的任何条件。你放心，我决不会有什么事瞒着你。如果我现在还要背着你，同他们一伙对付你，那我成了什么人！别的不说，我们到底曾经有一年多的夫妇关系。”

我说：“拣重要的说吧。你说他们怎么说的，我该怎么做。”

他说：“顾顺章还是那么说，国民党不想杀你，杀你的确不合算。他们对你同对其他人不一样。他们自然希望你自首，站到他们一边，替他们做事；你自然不会干，这他们明白。但他们也不会放你，至少是现在不会放你。他说他个人认为，你不妨表示一下，可以归隐，归隐回家养母。实际归隐也可以说得过去，无害于人嘛，就说在家乡找一项工作，平平安安过日子。”

冯达又说：“我已经做错了事，我决不劝你、不拖你下水；你会以我为戒；但我也想，你的社会地位同我不一样。国民党对你同对其他共产党员不一样。徐恩曾说你不是共产党员，暗示了他不愿把事弄僵。这是他给自己留的一个台阶，也是给你一个台阶。自然这个台阶不容易下。只是，我以为老是想死，在毫无希望中想死也没有意义。难道就不能想一点点活的路子吗？只是不要像我，把回家的路切断了。”

我对冯达的这些话是听不进去的。我认为他怕死，想委曲求全。我却抱定了“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决心。

但我的心却也不能不有所动。遇到困难，总得想出办法克服困难。为什么不利用条件，准备条件，想尽办法争取保持清白，活着出去？难道只有死路一条？我并不怕死，我已经死过一次了。但活着才能继续革命，表明心迹。天下那样大，我生得有脚，难道我不会走吗？如果国民党真的让我回家乡，回湖南，总算比较自由了，难道我就不能再离开湖南，远走高飞吗？我既然已经否认自己是共产党员，就不会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不会暴露自己真正的政治身份，更不会在国民党面前说什么“共产主义不适合于中国呀”那一套，我不会讲出同志们的住址，更不会出卖同志、连累同志。我说回家养母，有什么不妥呢？谁无父母，谁不养母？又是孤儿寡母！也可以回家，回家了什么时候都可以再离开家嘛！但对国民党我决不能轻信，我这样做了，他们也未必就会对我善罢甘休。这样的戏，他们演得多了。到了晚上，冯达又说：“我想过了，对国民党为什么不可以欺骗呢？你写张简单的条子，不要给他们留下什么把柄，有什么不可以呢？等离开这里以后，再想别的法子；兵不厌诈嘛！我看，你可以再考虑一下。”

我想，我可以考虑一下，应当仔细考虑，我反复思索了好几天。我想，对付杀人如麻、诡计多端的国民党反动派，革命者为什么那么老实，不能欺骗呢？但是敌人比狐狸还狡猾，我用什么办法能骗过他们呢？怎样既能欺骗敌人，同时又不伤害党、不损害革命利益呢？怎样才能使自己继续回到革命的大路呢？我应该继续跟敌人周旋，可以采用新的办法跟敌人周旋。只是自己的社会经验太少，能力有限，得千万小心，要不授人以柄，不能伤害党、不能连累他人。

最后，我决定同意，可以写一张条子给他们，大意说我因误会被捕，生活蒙受优待，出去后居家养母。我想，这样如果真能骗过敌人，我便先回湖南，以后再设法出来，就可以远走高飞，回到同志们中间，一时留在湖南，也一样能继续革命。我这样写无损于一个共产党员的清白，也没有断绝自己继续革命的道路。顾顺章拿来了一张八行信纸那样大的一张白纸，我就在那上边写了“回家养母，不参加社会活动”。还加了一句：“未经什么审讯。”这一句是按冯达的意思加的，表示我没有受刑，这张纸条不是刑逼出来的而已。我当时和现在都一直认为我写给国民党的这张纸条没有什么价值，既不是叛变、自首，也不表示动摇、妥协。对敌人来说，这没有什么用处。对我自己，则可能是摆脱敌人的一种手段。因此，我相信，只要设身处地、客观地细想一下当时的政治形势和我的困境，便不能借此说我有什么问题，更不能就此责备我有什么政治问题。以后无论旁人怎样说、怎样论定，怎样揪住不放，我不认为这是一件坏事、错事。一九八四年中央组织部在对我彻底平反的文件中也说：“丁玲同志这个‘申明书’只是为了应付敌人，表示对革命消沉态度，没有诬蔑党、泄露党的秘密和向敌自首的言词。”一个星期以后，顾顺章传话说，明天可以动身，回湖南去。我赶忙问是不是恢复自由，由我自己回去？顾说：“派人送你去。到了湖南再放，就自由了。”我立刻明白，我并没有自由。而且我明白，他们想把我转移到湖南；到了内地，不只是没有自由，而是在地方军阀的封建黑暗专制统治下的更不自由。我回想马日事变后的湖南大屠杀，那暗无天日的生活，比地狱还坏，还黑暗，还残酷。我在南京，是所谓国民政府的所在地，国民党担心我会揭露他们在外国租界非法绑架的罪行，更顾虑社会上还有人主持正义，进行声援营救。如果把我押送回家，落在湖南内地军阀的陷阱中，我休想能活着脱离魔掌。于是我斥责国民党的欺骗无信，坚持要在南京就地释放，坚持让我自己回湖南，坚决拒绝国民党派人押送。这样僵持了几天，我天天骂国民党不讲信用，顾顺章也不再来我这小院了。又过了几天，他却又来传话，希望我能理解他们的难处，他们决定送我和冯达同上莫干山。我说，天气都冷了，已经到阳历十月上旬了，这个时候去莫干山干什么！但这是国民党单方面的决定，不是谈判，没有商量的余地。我赖着不走不行，骂也无用。三四天后只得动身了。国民党为了要加紧对我的防范和监视，决定在冬天把我禁锢在与世隔绝的莫干山上。看来他们对冯达也不能完全放心，所以在押送人员中，除了那些看守外，还增加了另一对夫妇。在一个还不亮的清晨，我离开了王公馆。影影绰绰中我走出了一扇巍峨而并不辉煌的旧的大门，像五月十四日在上海昆山花园路和五月卅一日半夜在南京的旅馆一样，我被一群人簇拥着塞进一辆轿车，离开了王公馆。那位王先生早已悄然隐去，再也没有露面了。

十二莫干山的冬天

汽车围着太湖绕行，我无心观看车外的景色，一点也不理会什么“避暑胜地”。我的欺骗手腕没有成功，敌人比我想象的狡猾得多，但他们押送我到湖南的计谋也没有成功。我们还要较量下去的。现在我从南京一个阴冷的禁锢地转移到杭州的一个凄凉的禁锢地。我每次被迫坐上这小轿车，就感受到压迫。轿车就像小时候看过的小说上描写的囚车。这囚车比古代的囚车更坚固，更灵便，更可恨。古时绿林好汉可以劫法场，打碎囚车救出同伙。而现在要从这车里劫走“犯人”却要难上千百倍。一路我禁不住胡思乱想，愤恨难平，不知什么时候到了山下。很多年后，我才得知，原来这莫干山当年便是国民党蓝衣社培训特务的营地。

那山势陡峻，上山下山只有一条路，路口有哨卡。过了哨卡，我换坐一乘软轿迤逦上山。上得山来，拐进一个小山坳，这里有幢独立的小洋楼，楼前一块小草坪。楼内正房是两楼两底。我和冯达住楼上的一间正房，另一间由同来的那一对夫妇住。楼下有一间客室。楼内原来就有厨师、用人。表面上这些是看房子的，收拾房子的，其实都是我的“监护人”。这天在客厅后半截吃的晚饭。吃饭时我一言不发，像刚到王公馆时那样消沉。这里虽然没有那阴森恐怖的场面来威胁刺激你，但前途也确像高山上的深秋一样，凉嗖嗖地等着暴风雪的来临。一切都与我无关、无缘、无情。我对一切便都冷漠视之。

这一带的小洋房都是单独的一小幢一小幢。从我们住的屋里可以望见远处那些隐约在树丛后边的红色的绿色的小楼屋的一角。看房子的人说，在这里避暑的游客早都下山走了；山上一条最热闹的小街上的小店，那些卖冷饮的，卖食品的、卖手工艺品的、卖百货的全都关了门，门上一把锁。太阳虽然有，但因两边都是山，太阳很晚才出来，很早就下去了。看房子的还告诉我，再过一个月就要封山了，大雪封山交通就断了。他们正忙着从山下买菜，在山上运柴；还在楼下客厅里安上了一个铁桶似的炉子，再过几天就要用木柴烧起炉子取暖了。在这里，白天我只能呆呆地坐在院子里，遥望那烟雾朦胧的远山和那由绿变黄的山谷，痴痴地追踪那翱翔盘旋的苍鹰。许久许久，从被捕以来强忍着未曾流出的苦涩的泪水，常常潸然挂满一脸。上山后才穿的一件赶制的不合身的棉袍的下襟里子，每天被泪水湿透了一层又一层，深灰的布面上全是一团一片的褪了色的渍印，好像是一块染坏了的旧布。我一生的凄苦生涯，我的艰难困危的挣扎却一起涌上心头。我整天坐在这初冬的寂静的高山上，向往宇宙中的一切。万物皆自由，惟独我被困在这离地面一千公尺以上的山上，像希腊神话中的那些受罪的神。我的心像滚油在沸腾在熬煎，但我却只能沉默无言。我要喊、要叫、要撞、要冲击！但又什么都不能，只能让泪水像涓涓的苦泉，一个劲地往下流，滴在衣襟上，滴入泥土里，到夜晚就又把枕头、被头浸湿。

来到这里，我曾几次抗议把我囚禁在这寒冷的高山，还禁止我出门。最使我心烦的便是一日三餐得陪着那位增派来监视我的、使人厌恶的从苏联回来的叛徒。后来他们才允许我能在山上各处走走。我自然又萌生了非分之想，每天都到外边游逛。先是那从苏联回来的叛徒紧紧跟在后边；后来我与冯达常常不等他们，不顾他们，自己往外走。走到山上，又走向山下。但不须走多远，总会有一位用人忽然从哪个竹丛里钻出来，笑嘻嘻地问我们到什么地方去。我每天都不顾疲劳地上上下下，却总也找不到一点机会。尽管我明明知道下山的路上是设有关卡的，即便我到了山下，也仍然走不出去；即使能偷着出去了，也会在公路上被抓回来。这里山上山下，四面八方都安得有密密的电话线路，我能走到什么地方？能躲到什么地方？

天气慢慢冷起来，十一月初山上就下雪了；不下雪的时候，也常常是云雾弥漫。我只有一件薄棉袍，白天只能拥被而坐，喝点白开水，翻翻旧报纸。楼下客厅里的火炉烧得很旺、很暖和，可是我不愿意同那位叛徒促膝而坐。南京来的那群看守虽然粗野、无知，但还可以以人视之；这位高等看守，虽然吃过面包、读书识字，也能谈点政治时事，如当时成立的福建人民政府，或者共产***人的传说逸闻，但实在鄙俗不堪。我感到他的灵魂太丑恶，令人难受，听了他的一些言词就像吃了苍蝇似的只想呕吐。因此我整日整夜都呆坐在楼上屋里床上，以泪洗面。

冯达曾是我的爱人，但近几个月来，我都把他当仇人似的看待。现在，我被隔离在这阴森的高山上，寒冷不只冻硬了我日用的毛巾、手绢，杯里的茶水，也麻木了我的心灵。我实在需要一点热，哪怕一点点。一点点热就可以使我冻得发僵的脚暖和过来，一点点热，也可以把我冻得死去的心暖活过来。这时我根本没有什么爱、什么喜悦，我整个身心都快僵了，如果人世间还有一点点热，就让它把我暖过来吧。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我到底也还是一个人，总还留有那么一点点人的自然而然有的求生的欲望。我在我的小宇宙里，一个冰冷的全无生机的小宇宙里，不得不用麻木了的、冻僵了的心，缓解了我对冯达的仇恨。在这山上，除了他还有什么人呢？而他这时只表现出对他自己的悔恨，对我的怜悯、同情。我只能责备我的心肠的确还不够硬，我居然能容忍我以前的丈夫，是应该恨之入骨的人所伸过来的手。谁知就由于我这一时的软弱、麻木，当时、以后竟长时期遭受某些人的指责与辱骂，因为我终于怀了一个孩子。我没有权利把她杀死在肚子里，我更不愿把这个女孩留给冯达，或者随便扔给什么人，或者丢到孤儿院、育婴堂。我要挽救这条小生命，要千方百计让她和所有的儿童一样，正常地生活和获得美丽光明的前途，我愿为她承担不应承担的所有罪责，一定要把她带在身边，和我一起回到革命队伍里。这是我的责任，我的良心。哪里知道后来在某些人的心目中，这竟成了一条“罪状”，永远烙在我的身上，永远得不到原谅，永远被指责。甚至有时还要加罪于这个无辜的女孩身上，让她从小到大，在心上始终划上一道刀口，好像她应该低人一等，她应该忍受一些人对她的冷眼和歧视。我有时不得不长叹：“这人世实在太残酷了，怎么四处都像那个寒冷的冻僵人的冰冷的莫干山的世界呢？”自然，我这样说也许是过分了的。当一九四〇年，一九四四年在延安，我对陈云同志、任弼时同志、周恩来同志先后陈述这段历史时，他们是谅解的。恩来同志还说，你要帮助那些不熟悉白区情形的同志了解情况；你们原来是夫妻，那时实际情形也是“身不由己”嘛。而一些经历过国民党的恐怖统治、在我们党组织部门工作的同志们对此是容易理解的。他们都曾为此黯然良久。他们说：“这是很难怪你的。”因此在我的心上永久嵌着这些同志的名字。

那一对和我们一同上山，派来监视我们的夫妇当然看得出我一天比一天憔悴、颓唐、沉默，而更可能他们也熬不过这严寒的日子了。山上雪下得很大，那些挺拔直立的竹子都被压倒，横躺在地上。菜蔬也一天一天困难。那吃过苏联黑面包的家伙原来有肺病，以为监护我上莫干山他自己可以捞到疗养的机会，谁知时令不对。他天天唠唠叨叨，说咳嗽加剧了。这以后有一天，他宣布第二天启程回南京。果然一切都准备停当，人夫轿子，护送人员……在一片耀眼的雪光中，这个行列一步一步踩着一尺多深的积雪走下山去。

是快过阳历年的时候了，我摆脱了那著名的避暑胜地。

十三该让母亲来南京吗？

山上下雪，山下也下雪。而且还下雨。漫天雨雪霏霏，满地潮湿泥泞。我又冷又倦，缩在轿子里，蜷在车子里，任它颠颠簸簸，任它天昏地暗；我以为我生病了，以为我快死了。过了一天一夜，我被送回到南京城里的一户人家，一户普通的住宅。介绍我认识房主人时，说是姓曹，称曹先生，高高个儿，像一个买卖人，很稳重的样子。他客气地对我说：“委屈你暂时在我这里住几天，房浅屋窄，照顾不周，有什么需要，告诉我们一声，我太太会替你办。”我这才看见在他身后还站着一个微微有点发胖的中年女人。他接下去又说道：“这院子里你什么地方都可以坐坐玩玩，只是不好出大门。嘿嘿，这我们有责任，我们担不起，这条巷子很小，巷口日夜有人，要出去是很难的。”我心里明白了，这里仍旧是监禁，只不过稍稍换了一点形式。这时，押送我们回来的那伙人好像已经把物件都移交给屋主人似的就走了。这一对曹姓夫妇便把我们引进一间房子，一间新的牢房。

这间睡房是这家院宅倒厅的侧屋，通厅子的门从外边锁上了，进进出出得走厢房。厢房没有住人，就成了过道。厢房有一个门道正房。正房大概是主人夫妇住的。门上挂着门帘，我从来没有窥探过。也许这个门从那边锁着的，根本也走不过去。厢房外是天井，上边一小块天。天井前边是倒厅，走过倒厅是屏门，再走过屏门就该是大门了。在平常这是多么使人自得的地方。天井后边是堂屋，堂屋后边的后院，大约都是南方老式屋子的式样，后房啰、厨房啰、下房啰、后天井啰，这都在我的视线以外，我也无心去走访。

那个曹太太好像很能干，她自己到我房中来端饭送水、扫地、抹灰，也不支使她家的娘姨。我每常看见她家姨娘把饭菜送到堂屋，再由她亲自给我送来。她家还有一个老太太，不知是姓曹的母亲还是岳母，她整天不说话，只坐在堂屋里守望着。还有一个八九岁的男孩，好像很安于寂寞，放学回来就独自一人在堂屋里或天井里玩耍，偶尔站在厢房通到我房间来的那门边，好奇地看看我们，像看动物园里的老虎似的。一招呼他，他回头就跑。

我终日坐在屋子里，从一扇小玻璃窗中望望天，或者从窗帘后看着堂屋里。这一家人，两夫妇、一老、一小、一仆，都像很有礼貌的人。他们不来盘查我的来历，我也无须了解他们的底细。每天碰几次面，点点头，疏疏落落，客客气气，倒也安静。阳历年过去了，我们是年前到的他们家。阴历年又过去了。大约因为家里住了我这样的客人，他们家过年过得真冷清，小孩放了一挂小鞭炮，年三十他们只吃四盘菜，也给我们分了一些。他们自己不出门，也不见一个亲戚客人来贺年。我心里明白，要从这里出走是困难的。他们还闪闪烁烁告诉我，巷子口上安得有人，这绝不是假话，不是为着吓唬我才说的。这时，半年多来，受种种折磨刺激，我的确病倒了，天天晚上发烧、失眠，像感冒，也像疟疾。冯达也成天咳嗽，整天都有低烧。这年三月间，在被捕之前，他已经发现患有肺结核，原打算请假休息一个时期，从良友图书出版公司要来的二百元稿费，就是为他治疗肺病准备的，可是现在我们谁也不愿说。我们彼此都心照不宣地看到对方的身体在一天天垮下去，可是说又有什么用？我只能默默地承受着、熬着、等着。

静中也仍然不能不思动，我不免总还要抱着没有成功希望的幻想。因为国民党曾几次改变监禁我的地点和一些形式，我便幻想是否可能还会有所变动。如果我能走出大门，如果我能够发一封信出去，如果我能争取到这位曹太太的一星半点的同情，对我生点恻隐之心，或者我能争取他家雇佣的娘姨替我跑一两次腿，不是很好吗？

我耐心设法主动地同他们接近一点。当曹太太到我房中来时，我留她坐一坐；当她的孩子站到我房门口时，我也逗逗他，问问他的学业成绩；我有时也跑到堂屋去和那位老太太搭讪几句。但不行，一切尝试、努力，都落了空。我不得不承认，国民党的这些雇佣人员都是经过选择，是愚顽可靠的人。他们对我守口如瓶，不露一点口风。那个曹先生整天不在家，晚上回来也只关在他们自己屋子里。我知道同他谈什么都是没有用的。他无非是国民党调查科下的一个小走狗，一个忠实的奴仆爪牙。他既无权、又无能，也没有胆量为我做一点小事，那怕是给我通一点风、报一个信。他现在不纠缠我，不在我面前装腔演戏，就算够好的了。我在这里比在王公馆时安静多了，我依然是一名未经判决的无期徒刑囚犯而已。

三月的一天，曹先生忽然喜气洋洋地走到我们房里，笑眯眯地说：“徐科长吩咐我们替你们收拾房子，说要给你们自由，你们自己过日子。他们还说派人去湖南老家，把你们老太太接来。要是老太太能来，那就最好了。”他还问了一些关于我母亲的年龄、生活现状等等，语气中都表示他个人对我和我母亲的同情。这是两个多月来从他那里得来的惟一的一点消息。

小梨有点上头  乾道门  神医嫡女富可敌国  边界狂想  战国之东帝  醋精总裁花式宠  起锚飞天贼上船  重生年代：家有小福妻  救了大明星后她居然想要以身相许  星瀚之变  大明之东江再起  凛冬斗罗  大夜游神  搬家  快穿之郝梦  全民帝国时代：开局签到武林高手  天惊石破  大话西游之重生至尊宝  惊爆！真千金才是满级大佬  我的道法来自神话志怪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