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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两难结构解析（第2页）

而且，这对每个读者都是一个“未知数”，即便心中形成了两种声音的激烈争吵，最后也很难有结论。例如——

他竭尽全力把那条大鱼战胜了，把它拖了回来，他没有被它搞死，他胜利了；

但拖回来的大鱼在船尾后面被游弋的鲨鱼啃吃光了，拉回来的只是一副硕大无比的鱼骨头，长时间的生死搏斗毫无成果，他失败了；

然而又不尽然，他在失败中保持着风度，有时甚至还有点闲适优雅、从容幽默，直到最后筋疲力尽、一无所得地回到海边茅棚，脸朝下睡着了，竟然还在“梦见狮子”，于是，他又是胜利者；

可是再想开去，“他身上的每一部分都显得老迈”，海既永恒又辽阔，他能在它的怀抱里再搏斗几次呢？

……

于是，到头来谁也不能断言，老人究竟是胜利者还是失败者？

这个未知，困惑了，也感动了千万读者。大家突然发现，我们对很多这样的根本问题，都是未知。

失败与胜利、乐观与悲观的复杂组接，使海明威立即成为研究现代人生的文学大师，尽管他的这篇小说那么简练。

只要作品表现的内容是未知而神秘的，那么，这部作品本身也会变得未知而神秘。海明威在一封通信中表达了他对优秀作品的看法：

真正优秀的作品，不管你读多少遍，你不知道它是怎么写成的。这是因为一切伟大的作品都有神秘之处，而这种神秘之处是分离不出来的。它继续存在着，永远有生命力。你每重读一遍，你看得到或者学得到新的东西。你不会首先感觉到你读头一遍时是如何上技巧的当的。

《致哈维·布雷特》

无数事实证明，在现代，许多大体上按照传统方式进行创作的艺术家，也会或多或少地在作品中增益一些未知因素，从而大大提高了作品的哲理品位。

美国电影《一曲难忘》是个例子。这部拍于几十年前的影片用的是传统手法，但今天重映，要比其他许多同时代拍摄的片子更能引起当代观众的兴趣，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具备某种未知和两难。

影片表现了肖邦的生平。肖邦作为一个音乐天才在巴黎立足并名震欧洲，女作家乔治·桑起了很大作用。她给了他最初的掌声和热烈的恋情，还把他安顿在自己的岛上别墅中让他静心创作。但就在这时，肖邦的祖国波兰面临外族侵略掀起了爱国运动，他的乡亲、老师、早年的恋人都要拉他投入爱国斗争。乔治·桑反对肖邦这样做，因为她确认他是世界音乐史上最珍贵的天才之一。几经矛盾，肖邦离开乔治·桑投入了爱国斗争，他马不停蹄地到各大城市演奏，以所得钱款支援爱国者，结果很快积劳成疾，离开了人世。爱国者把肖邦的死讯告诉乔治·桑，要她参加追悼会，但她拒绝参加，说：这下你们该满意了吧？世界永远失去了一个天才！

照传统的艺术欣赏习惯，我国不少观众会简单地认为这部片子歌颂了肖邦为爱国而死的精神，批判了乔治·桑的行径。其实事情并不那么简单，电影艺术家把自己的困惑诚恳地交付给了观众。他们歌颂肖邦的爱国热忱，但对他因连日演奏而丧生的结果更不愿意接受，所以他们又公允地表现了乔治·桑的理由。这就构成了一种“二律背反”的悖论。两者都有道理，但任何一种道理的引申结果都构成对自身的否定。这是历史上一切天才都会遇到的困境：既要耗身于现实斗争，否则自身就失去了根脉；又要维护自身的独特价值，否则就构不成远远高出于世俗民众的天才格局。天才存身的社会土壤很可能造成对天才的耗损；另一方面，孤独又可能使天才失去社会价值。《一曲难忘》的创作者把这种复杂性展示出来了，因而也就展示了一个找不到结论的人生课题，一部基本上属传统风格的影片也就有了现代哲理的色泽。

当代美国电影《克莱默夫妇》在展现形态上并没有多少现代方式，但它的情节构架却也留下了可供人们深长思之的未知。这对夫妇令人同情地离异了，为了争夺爱子越吵越凶，实际上也越吵越近：因为他们的情感连接点在争夺中越来越鲜明，因此也越来越离不开了。影片临近结束，观众们企盼着他们破镜重圆，但是不能。和好如初必然矛盾如初，一部电影又要从头再演一遍，没完没了。这儿又陷入“二律背反”的两难了。妻子要获得精神平衡必须外出参加工作，但外出参加工作又带来了新的不平衡，要解决这种新的不平衡，只能回到老的不平衡，总之，走来走去都是自我否定；丈夫要维持这个家庭只能拼命工作，但这样做反倒破坏了这个家庭，同样也是自我否定。他们该怎么办呢？观众不知道，电影艺术家自己也不知道。一个赤裸裸的未知数。

交给影片一个浅薄的解决方案当然是容易的。例如，妻子认错了，她本不应找工作，而应该安心做家务；又如，丈夫领悟了，他不应全力参加公司工作，而应该分担妻子的家务。但是，影片中的虚构夫妻可以这样轻易解决，现代生活中无数夫妻都遇到了的巨大“悖论”却被瞒骗住了，影片也就失去了价值。广大观众不愿意艺术家教训他们如何做一个好丈夫、好妻子，而愿意与他们一起平等地研究一个苦涩的普遍命题。这种研究，并不是为了获取解决方案，而是要更深切地品味人生。

有人会问：把自己还没有解决的问题拿出来交给观众，不是太不负责了吗？

现代艺术家回答：把生活中并未解决的问题在艺术上轻便地解决了，不是太不负责了吗？

有人会问：还找不到答案的问题，有什么表现的必要呢？

现代艺术家回答：已经找到了答案的问题，有什么表现的必要呢？

1937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罗歇·马丁·杜加尔成功前，他的朋友乔治·杜亚美在读了杜加尔的小说《谛波父子》的前两卷后，诚恳地谈了一些意见，杜加尔觉得“很有道理”，其中最主要的意见是：

您只是运用了19世纪那些善良的老作家们所取得的东西，而我们的主要目的不是要对已熟悉和已经研究过的东西进行新的组合。我们小说家的任务是要在神秘的感情世界里找到新的、尚未引起作家们注意的、从未被发现的特点，换句话说，我们的任务是要用新的、意想不到的东西去丰富我们对人的尚未完全的认识……

罗歇·马丁·杜加尔：《回忆录》

这是对20世纪艺术的开发精神的一个集中概括。著名法国作家阿兰·罗布-格里耶也曾划分过这种世纪性的重大差别。他说：“人们甚至可以自问：某种如1900年以前的文学修养，是否有害于他们的理解力。”他认为，20世纪的广大欧洲读者，即便还没有读过卡夫卡，也不会被巴尔扎克式的文学形式捆绑住，而是会自然地适应那些体现20世纪的世界形象和心理形象的作品。他的结论是：

在我们的周围，世界的意义只是部分的、暂时的，甚至是矛盾的，而且总是有争议的。艺术作品又怎么能先知先觉预先提出某种意义，而不管是什么意义呢？……现代小说是一种探索，在探索进程中逐渐建立起自身的意义

。

《新小说》

在这些现代艺术家看来，世界的意义，人生的意义，都不是某种事先的强加，而只能产生在探索的过程中。探索有结果吗？可能有，也可能没有。

最大的那些未知课题与人类相始终，因此肯定不会找到答案，但却又永远充满着吸引力。于是，探索、开发、发现、创造，这就是新世纪艺术的主旋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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