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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5章 乾隆时代 盛世之下的成就与隐患（第2页）

经过两年的艰苦战斗，清军终于在乾隆四十年（1775年）底彻底平定了大金川的叛乱。此次战役结束后，乾隆帝决心推行改土归流政策，即在当地设立行政机构，直接管理地方事务。在小金川旧地设立了美诺厅（后改为懋功厅），在大金川旧地设立了阿尔古厅，均隶属于四川省。此外，还在险要地区驻军，以确保这一地区的稳定。

六、全盛之象

乾隆中期，中国迎来了一个空前繁荣的时代。这一时期，全国各地区的农业、手工业和商业都得到了快速发展，耕地面积不断扩大，人口急剧增长，国库充实，整个社会经济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

在农业方面，耕地面积显着增加。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全国已开垦的土地达到了七亿八千万亩。随着农业技术的进步和农田水利设施的建设，粮食产量大幅提高。南方的水稻产区，亩产普遍达到二三石，甚至有高达五六石乃至七八石的情况。这表明精耕细作的方法得到了广泛应用，单位面积的产量显着提高。

为了满足人口增长带来的粮食需求，乾隆时期大力推广高产作物的种植。甘薯和玉米这两种高产作物在南北各地广泛种植，不仅增加了粮食的产量，也适应了人口增长的需求。甘薯和玉米的推广种植，不仅提高了粮食总产量，还丰富了人们的饮食结构。

除了粮食作物，经济作物的种植也在这一时期得到了蓬勃发展。主要经济作物包括棉花、烟草、茶树和甘蔗等。棉花种植尤其受到重视。在长江三角洲和东南沿海地区、钱塘江沿岸地区以及北方的河南、直隶等地，棉花种植已经非常普遍。到了乾隆后期，江苏的苏州、松江两府植棉广泛，部分地区棉花种植面积甚至超过了粮食作物。在直隶和河南等地，棉花种植也占据了相当大的比例。

手工业和商业同样呈现出繁荣景象。随着棉花种植的普及，棉纺织业迅速发展，成为重要的手工业部门。江南地区尤为突出，苏州府的吴江县棉花种植面积已经超过粮食作物。棉花的种植不仅满足了本地的纺织需求，还通过商贩大量运输到江南纺织业发达的地区。

在商业方面，随着交通网络的建设和市场体系的完善，商品流通更加便捷。各地的市镇经济活跃，贸易往来频繁。商品种类丰富，市场交易活跃，进一步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发展。

乾隆帝对文化的重视同样体现在对文献的整理和保护上。他下令广泛征集图书，并颁布求书谕旨，指示地方各级行政官员积极参与。乾隆帝为征求遗书制定了具体政策，确保书籍的搜集工作有序进行。至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从全国各地征集的图书已超过万种，极大地丰富了国家藏书。在乾隆帝的直接领导下，《四库全书》的编纂工作顺利完成，八部《四库全书》先后抄写完毕，并入藏各阁。

乾隆三十年至六十年间，国库的银两长期保持在六千万两以上，显示出国家财政的雄厚实力。这一时期，清朝进入了人们赞称为“文治武功兼备、疆域空前辽阔、社会繁荣、文化发达”的“康乾盛世”时期。这一时期的强大中国屹立于东方，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国家之一。

七、盛极转衰

乾隆盛世是中国历史上一个辉煌的时期，但在乾隆帝统治的后半段，清王朝却经历了由盛转衰的关键转折。这一转变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伴随着一系列复杂的社会经济与政治因素的累积。

乾隆帝在其统治的前半段，凭借着父祖留下的基业和自身的努力，实现了经济文化的繁荣。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乾隆帝开始追求个人享乐，频繁地进行南巡，每一次南巡都是对国库的巨大消耗。与此同时，乾隆帝对和珅的宠信达到了极点，这位曾经地位卑微的小臣，通过讨好皇帝，迅速爬升到权力的顶峰，成为集军事、财政大权于一身的人物。和珅的专权不仅没有受到有效的制约，反而愈演愈烈，他利用手中的权力，大肆敛财，影响了国家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导致政府职能的严重失范。

乾隆中后期，清廷内部的腐败现象日益严重。一方面，各级官员为了迎合上级或者自身利益，不惜采用虚报数字、挪用公款等手段，导致国家财政空虚。另一方面，地方官员与商人间的勾结，使得国家税收流失，如两淮盐政贪污案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这些案件暴露出当时官僚体系的腐朽程度，同时也反映了乾隆帝晚年在处理政务上的无力感。

更严重的是，腐败现象的普遍存在，使得政府失去了对基层社会的有效管理能力。土地兼并加剧，农民失去土地成为流民，社会矛盾激化。加之乾隆帝晚年对边疆事务的忽视，导致一些地区出现了严重的民族冲突和社会动荡，例如白莲教起义就是这一时期社会矛盾激化的产物。

乾隆帝虽然意识到腐败的危害，并试图通过严厉的惩罚来遏制，但这些举措往往只是治标不治本。而且，由于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以及皇帝本人对实际情况了解不足，使得很多改革措施难以真正落实。

八、晚年用武

乾隆帝晚年，清王朝面临内外交困的局面，乾隆帝在此期间仍试图通过军事手段来维护帝国的尊严和稳定。然而，这些军事行动大多未能达到预期的效果，反而暴露了清廷在军事组织和外交策略上的诸多缺陷。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甘肃发生回民起义，这是对清政府统治能力的一次考验。随后，在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台湾发生了林爽文领导的起义，这次起义规模较大，威胁到了清政府在台湾的统治。为了平息叛乱，乾隆帝派遣福康安和海兰察前往台湾，最终成功镇压了起义。然而，这次胜利并未能解决根本问题，反而耗费了大量的军力和财力。

紧接着，在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安南（今越南）的阮氏势力崛起，挑战了清朝的宗藩关系。乾隆帝决定派兵远征安南，以显示帝国的威严。起初，清军取得了初步胜利，但随后在黎城遭遇惨败，被迫撤军。这次失败暴露了清军在战术和后勤保障上的不足。最终，清廷接受了阮惠的和谈请求，承认了其在安南的地位。

同样是在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廓尔喀（今尼泊尔）入侵西藏边境地区，这对清廷来说是一次新的挑战。乾隆帝命令福康安率军入藏平叛。经过一番较量，福康安成功击败了廓尔喀军队，并迫使他们求和。此役之后，清廷确立了金奔巴瓶抽签制度，加强了对西藏地区的控制。

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英国派遣马戛尔尼使团访问中国，这是东西方之间的一次重要外交接触。马戛尔尼的目的是寻求与中国建立平等贸易关系，但乾隆帝坚持传统的朝贡体系，拒绝了英方的要求。这次会面虽然没有达成实质性的协议，但它标志着清帝国开始面对来自西方的挑战。

九、太上训政

乾隆六十年（1795年），乾隆帝在面对日益严峻的社会问题和内部矛盾时，决定在形式上将皇位传给皇十五子永琰（即后来的嘉庆帝），自己则成为太上皇帝。这一举动表面上看是为了传承帝位，但实际上乾隆帝仍然牢牢掌控着朝廷的实际权力，继续在养心殿处理日常政务。

乾隆帝在归政后依然行使着重要的决策权，包括批阅奏折、任命官员等关键事项。嘉庆帝虽然登基，但初期实际上处于一种有名无实的状态，主要居住在毓庆宫，而宫中依然沿用乾隆年号。这种特殊的政权过渡方式，既体现了乾隆帝对权力的不舍，也反映了他对继承人治理能力的信心不足。

在乾隆帝作为太上皇帝期间，清王朝面临着多重危机。首先，嘉庆元年（1796年），白莲教起义爆发，这场起义迅速蔓延至四川、陕西、湖北、河南、甘肃等省份，成为清朝统治的重大威胁。这场起义持续了多年，直到嘉庆七年（1802年）才被彻底平息，显示了清廷在乾隆晚年之后面临的巨大社会压力。

此外，乾隆帝去世前的几年里，清廷还遭遇了其他一系列问题，如嘉庆二年（1797年）乾清宫、交泰殿的火灾，以及嘉庆三年（1798年）农民起义领袖王三槐被捕等事件，这些都是对清廷权威的挑战。

乾隆帝逝世于嘉庆四年（1799年）正月壬戌日，享年八十九岁。乾隆帝去世后，嘉庆帝立即采取行动，逮捕并赐死和珅，结束了和珅长达二十多年的专权。嘉庆帝继位后，开始了对乾隆年间遗留问题的清理工作，其中包括对文字狱案件的重新审查，并对相关人员予以赦免。

乾隆帝去世后，被追尊为“法天隆运至诚先觉体元立极敷文奋武孝慈神圣纯皇帝”，庙号高宗，并于九月葬于裕陵。

结语

综上所述，乾隆皇帝的一生充满了辉煌与挑战。他在位期间实现了国家的强盛，但也不可避免地留下了历史发展的局限。乾隆的故事不仅是中国封建社会晚期的一个缩影，更是探讨传统与现代之间转换过程中所面临问题的重要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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